[国际新闻] 慕尼黑队(Bayern Munich)教练Magath: “敵人私生子”

盟軍開枝散葉　德國“敵人私生子”尋親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數萬名短暫駐留德國的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成了情人，並在那裏留下了後代。這些在德國被稱為“敵人私生子”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受盡了屈辱，如今，他們已步入老年，尋找親生父親的願望也變得愈加迫切。德國《明鏡週刊》的一篇報道，展示了他們在尋親過程中的艱辛與無奈。$ K6 U5 K8 o3 |5 u7 r

　　●不知道父親姓什麼

　　“尋人：一位黑頭發的美軍士兵，1952年2月駐守在德國的施韋因富特，他的名字叫‘查爾斯’，姓氏不詳。認識此人者或能提供相關線索者，請立即與他的兒子赫伯特•哈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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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出現在互聯網上的一個尋人的帖子。儘管字裏行間透著尋找親人的渴望，但裏面提供的有價值的信息少之又少，發帖人找到親人的機會，註定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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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atzungskind Magath: Die Mütter der Besatzungskinder wurden als "Flittchen" beschimp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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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這個尋人帖子的是赫伯特•哈克，他今年54歲，是柏林一家小出租車公司的老闆。哈克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他很小的時候，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父親，這使他經常受到小夥伴們的嘲笑。“那時我非常害怕新學期開學，”哈克回憶說，“在開學的第一天，班上的每個同學都要站起來說出父母的名字，而我在說了母親的名字後，總要說‘我沒有父親’，這時全班就會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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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窘境一直陪伴哈克度過了少年時代。此後，哈克才從母親約翰娜•哈克那裏，得知了自己從小“沒有父親”的原因。 9 S6 V2 y+ h$ S( u. g7 B3 B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被盟軍分區佔領。像其他地方一樣，約翰娜的家鄉施韋因富特也駐紮了許多美國大兵。1952年2月，約翰娜在舞會上遇到了一個英俊、幽默的美軍士兵，迅速與之墜入愛河。那名美軍士兵和約翰娜約會了3次，還拜見過她的父母。兩人商定了第4次約會的時間，但那名美軍士兵並沒有出現。約翰娜去當地的美軍軍營詢問，得到的答復是“那名士兵所在的部隊已被調往朝鮮”。此後，約翰娜再也沒有得到那名美軍士兵的任何消息，她甚至還不知道他的姓氏，只知道他的名字是“查爾斯”。 6 `: }6 P1 C4 O, l0 K

　　10個月後，約翰娜生下了一名男嬰——她與“查爾斯”愛情的結晶。由於不知道孩子生父的姓氏，約翰娜只能讓孩子隨自己的姓，給他取名為“赫伯特•哈克”。

　　●軍方的答復永遠是“查無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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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德國有上萬名與約翰娜遭遇相似的婦女。在戰後窘迫的日子裏，她們或出於真愛，或迫于生計，或者在被強迫的情況下，與為數不少的駐紮在德國的盟軍士兵建立了情人關係。那些盟軍士兵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蘇聯人，等等。許多德國人對這些“與敵人苟合”的女人極為不齒，他們稱這些女人為“蕩婦”或“美國佬的情人”，將她們與盟軍士兵所生的孩子稱為“敵人私生子”。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統計，僅在西德境內，戰後出生的此類嬰兒就至少有66700人；在蘇聯佔領下的東德，這種情況也很普遍。5.35.249.642 O6 ^6 d6 _% v- L7 h- K. E
32歲的科拉•安塞爾米就是一名蘇聯紅軍軍官的後代，她的祖母、現年80歲的露絲•賴希曾是那名蘇聯軍官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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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在萊比錫的一個新年舞會上，賴希發現，一個衣著整潔、神情高傲的蘇聯青年軍官，整個晚上都站在舞廳的門口，一直盯著她。“舞會結束後，他送我回家，”賴希回憶道，“到了我家後，他說第二天再來。”第二天，這位名叫安德烈•耶薩揚的蘇聯軍官果然又來了，並為饑餓的賴希一家帶去了食物。

　　此後，耶薩揚幾乎每天晚上都到賴希家，並帶去生活必需品。賴希深深愛上了耶薩揚，並為他生了一個孩子。她至今都記得，耶薩揚把他們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抱在懷中，親昵地呼喚“小傢伙”時的神情。沉浸在愛情中的賴希並不在意鄰居們在她背後說三道四，即使曾有人在大街上沖她吐口水。 6 c' I) c! |1 t6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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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他們的孩子長到1歲時，耶薩揚卻“消失”了。這名蘇聯軍官的房東告訴賴希，有一天，耶薩揚被送往蘇軍醫院治療肺病，此後便沒了消息。 5.35.249.64$ i- l* d  ^  o4 _2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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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來，賴希每時每刻都在思念耶薩揚。“我總是憧憬著這樣的畫面：門突然開了，他就站在那裏。”賴希說。令賴希傷感的是，她和耶薩揚的兒子、科拉•安塞爾米的父親已經去世。在父親留下的日記中，科拉驚奇地發現，父親一直都在痛苦地尋找“他的父親”，一直想知道祖母口中的安德烈•耶薩揚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科拉曾多次通過俄羅斯軍方的檔案部門查找，但對方的答復永遠都是“查無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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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尋父服務”是個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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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科拉的父親和赫伯特•哈克一樣，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的後代們幾乎都未曾見過他們的父親，他們從小就背負著被人稱為“私生子”的恥辱，長大之後，不少人萌發了尋找生父的強烈願望。然而，找尋過程是極為艱難的。他們的生父——那些盟軍士兵，當年留下的姓名、家庭住址等往往語焉不詳，許多人在離開德國時甚至沒給他們的情人留下任何信息。當他們的後代試圖通過查閱盟軍當年在德國的駐紮情況來尋找線索時，又往往被告知“那仍然是軍事機密”。最近幾年，盟軍的戰後檔案逐漸解密，但由於保管不善，許多檔案已經遭到破壞或乾脆無跡可尋。

　　強烈的尋親需求甚至在德國催生了一個產業——“專業尋父服務”，一些咨詢公司宣稱能夠通過特殊的渠道，接觸到美、英、俄等國家的戰後檔案，以“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的技能”為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的後代找到生父。 6 p3 A4 b3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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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伯特•哈克曾試圖委託法蘭克福的一家咨詢公司尋找他的父親“查爾斯”。他把手頭所有與“查爾斯”有關的信息都給了該公司，並向對方支付了560歐元。4個月後，赫伯特收到了該公司的一封電子郵件：“我們發現您是查爾斯•G•阿莫斯的後代，他已經在朝鮮戰爭中犧牲了。”赫伯特要求該公司給他提供一張父親的照片。很快，他就收到了照片。但那是一張墳墓的照片，墓碑上主人的面貌非常模糊，難以分辨。“那個人應該是你父親的弟弟。”這家公司在郵件中稱。

　　赫伯特•哈克並沒有輕易相信咨詢公司的調查結果，他通過美國軍方的檔案部門查詢有關“查爾斯•G•阿莫斯”的情況，結果被告知，這個“查爾斯”從未在德國的施韋因富特駐守過，因此不可能是他的父親。此時，赫伯特•哈克終於明白，這家公司所謂的調查，就是一個騙局。5.35.249.64* \# O/ y0 w6 R7 s: K( X
●只想回到父親生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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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力量的薄弱，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相關中介服務的不規範，這些都使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的後代尋找生父的過程十分艱難。數十年來，能找到生父的“幸運兒”寥寥無幾，弗朗茨•安塞爾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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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年55歲的安塞爾夫住在波恩，他花了30多年的時間尋找他的父親。“我從小在一座孤兒院裏長大，其他孩子都叫我‘小美國佬’，”安塞爾夫回憶說，“我那時就想，你們都認為我是美國人，我一定要找到父親，成為一名真正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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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塞爾夫的父親名叫路易•G•克雷格，曾在駐德美軍中服役。1950年，克雷格退役，在一個從事德國戰後重建的美國機構中謀到了一份差事，仍然留在德國。就在那一年，克雷格遇到了安塞爾夫的母親芭貝特，兩人建立了情人關係。此後不久，克雷格就返回美國，那時，芭貝特已經有了身孕。她給克雷格寫信，希望能前往美國與他相聚，但昔日情人冷冰冰的回信卻讓她心碎。“我不能把你留在我的記憶中。”克雷格在信中說。那封信現在保存在他們的兒子安塞爾夫手中，但安塞爾夫不相信父親會那麼絕情，他仍然希望能找到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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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能找到生父的“幸運兒”寥寥無幾，弗朗茨•安塞爾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Soldaten-Sohn Anthöfer (am für die DNA-Analyse geöffneten Grab seines Vaters im US-Bundesstaat West Virginia 1996): "Ich musste immer büßen" 8 Q. n' |7 f5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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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安塞爾夫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他得知父親路易•G•克雷格住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韋斯頓，當過多年的市長和議員。然而，當安塞爾夫滿懷希望地趕到韋斯頓時，卻得知，63歲的父親在幾周前去世了。為了確定克雷格與自己的父子關係，安塞爾夫向當地法院提出申請，從克雷格的遺體上提取DNA樣本，進行親子鑒定。這個“非同尋常的要求”直到20多年後才被批准。1996年，克雷格和安塞爾夫的父子關係得到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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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關係被確定後，安塞爾夫希望能完成另外一個夢想——成為一名美國人。他向美國政府申請公民權，卻被拒絕。因為按照美國的法律，他在21歲前依據親子關係申請美國國籍，才有可能被批准。這給了安塞爾夫一個沉重的打擊，但他並不打算放棄，希望通過向法院上訴獲得公民權。“我從小就把美國視為祖國，因為那是我父親生長的地方，”安塞爾夫說，“我只想回家。”

　　●戰後對德國的分區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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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8日，德國戰敗投降。當年6月5日，美、蘇、英、法4國代表在柏林簽署了《關於擊敗德國並在德國承擔最高權力的宣言》等3個文件，宣佈4國分區佔領德國。佔領區劃分如下：德國東部為蘇占區，西北部為英占區，西南部為美占區，西部為法占區；大柏林地區也被4國分區佔領。4國佔領區總司令組成“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對各佔領區進行協調管理，駐紮在德國境內的美、蘇、英、法等國的士兵一度超過百萬。1955年，4國對德國的分區佔領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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