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评说] 从周总理几次反常行为看913事件

肥皂泡

周总理通常给人留下的是儒雅、潇洒和沉着的性格和作风，但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叛逃”事件后，总理的表现却大相迳庭。给人印象较深的有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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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2 N% U- T1 x/ q1.周总理哭林彪：6 t- F% N6 N$ U5 o

7 H7 g  G& V) H/ R! g8 E% W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以下是纪登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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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G7 C7 O0 v7 ?9 J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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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总理为什么大哭？各人的解读不同。为党和国家悲痛？显然不合逻辑。林彪死了，当时几乎人人都为党和国家高兴，正如纪登奎所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为什么周却悲痛呢？为自己悲痛？也不合逻辑。林彪死了，周总理又不是林彪死党，自己在处理林彪事件中又立了新功，还少了一个争夺权力的劲敌，对周没有什么不利的。为林彪悲痛？如果林象官方定义的，是个大坏蛋，总理也不可能为他得死感到悲痛。除非林彪是个大好人，且与周总理感情很深，又是被冤枉被害死的，周才可能为林彪之死悲痛。值得注意的是，周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似乎话中有话。“事情没完”？林彪死了，林彪不会再干什么事情了，这话显然不是说林彪和他得死党“还没完”，最有可能说的是整死林彪的人还没完，还会继续整人，而且下一个很整到周总理头上。那么这个整死林彪的人是谁就不难想象了。据说，周总理回家就把自己与林彪一家的大量合影照片全部烧了， 可“批林批孔”很快就转化为“批周公”，说明周的感觉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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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从未有过的不信任：5.35.249.64( ~) D- O/ k# w8 B# N6 s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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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10月10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 “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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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  “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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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3 e* L: A) [4 `% L' w6 M人在德国 社区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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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有人用“过敏学说”来解释周周总理913后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恐惧，是很有道理的。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过敏学说”告诉我们，“过敏”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如果事先没接触过“过敏原”，人或者机体是不会产生“过敏反应”的。% Y- h: @" a$ ?) o+ m2 j% Y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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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过敏”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特殊过敏”，就是对飞机的飞行方向的担心,对机组人员不信任。我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很少有人会出现周周总理式的担心。旅客通常只是担心飞机起飞或降落出现意外。一般不关心飞机会飞错方向或降错机场，因为这通常并不影响安全，最多耽误点时间而已。有几个飞机乘客会不停地朝窗外张望，时刻关心飞机飞错方向的？周以前坐飞机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所以，周的“担心”不是一个正常飞机乘客应该出现的。如果913不是“被叛逃”，而是象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因为只要作为专机首长的周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他有什么理由担心专机会飞错方向，而导致“被叛逃”的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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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0 S/ m& W! f3 [4 x周不对“被导弹打下来，飞机没油自己掉下来，被毒死、被枪打死、被车撞死”产生“过敏反应”， 只对坐飞机“被叛国”过敏，说明周肯定事先接触过“被叛逃”这个特殊的“过敏原”，这就是刚刚发生的913事件。周是如何接触到这个“过敏原”的呢？分析起来，原因无非有三： 一，周是此次“被叛变” 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不是“被叛变”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周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用他那丰富的经历和极高的智商以及对老毛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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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9 H2 f3 i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可能是913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触景生情”产生了“过敏反应”的原因，周总理生怕“太祖”如法再炮制，自己也“被叛逃”，落得一个林彪一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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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 J& O5 `3 v3 m) `! j1 p& V1 I1 o1 B1 f5.35.249.643.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采访周身前卫士张树迎时听到的一段往事：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总理听到主席生病的消息，顿时脸色灰白，立即散会赶到游泳池，卫士长张树迎扶着周明显感到他全身在发颤。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时，“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4 y$ G6 v, R" A% f3 \7 ^: m( Y2 Q# {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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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只有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才会有如此失控的表现。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就不会如此表现对主席的“忠诚和热爱”，他们不需要。周总理清楚地知道自己老命和声誉都捏在这个主席手里，至于如何被毁，方式可能多种多样，是防不胜防的。正是基于这种恐惧，周总理才会如此失控和夸张的在主席和众人面前表现出“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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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人在德国 社区, l/ _/ n; A3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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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周总理预料自己会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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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 ~3 ~3 N0 J+ a5.  1975年9月20日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5.35.249.64, P6 F7 P8 w" f3 ^+ _

- j  a0 f, |0 J7 Y7 i1 }2 P- h评论：周总理最担心的是被打成“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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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3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到夸张泪奔的高呼“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从照相后大叫“以后你们不要打叉叉”、到手术前大呼“我不是投降派”，都不符合他一贯儒雅、潇洒和沉着的性格作风，这说明913给了周总理过度的惊吓和震撼。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913事件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 }! _6 ^( M! H# Q; ]9 Y0 U

0 _! Y8 B3 ?9 [: g& @# K% X# L913事件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太祖---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一条是暗线，太祖--汪东兴、张耀祠---林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 \7 s: X  `/ P* n  t) j2 Z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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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13事件，邓大人曾经欣然说道："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  成百上千的只是因为组织关系执行林彪正常指示的人都被打成了“死党”，积极主动、处心积虑的执行林彪“叛国”指示的专机机长潘景寅怎么会被定为“好人” 呢？从被潘景寅甩下地副机长康廷梓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潘景寅当晚举动是一种主动行为，在林彪一家未到机场前，不可能有人拿着枪威胁他做这些事情。相反，林彪的"死党"李作鹏向机场传达了周总理"不能让２５６号起飞”的命令，吴法宪更是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 在这种的情况下，潘景寅当晚反常的不去睡觉，有意在等着什么人的电话。果然在当晚12点05分潘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这个电话不可能来自林彪或叶群、林立果，因为林彪等人还在汽车上，当时没有手机根本无法与机场联系。接到这个电话后，潘景寅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不仅自己不去叫醒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而且也不让机械师和值班室主任老李去叫他们，用康廷梓的话说就是“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甩下睡在隔壁房间的副驾驶和领航员强行起飞了。如果潘景寅如此积极主动、处心积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执行林彪的指示，那他必是“死党”无疑（康廷梓就是这么认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查出12点05分潘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是林彪或其死党打的电话，早作为叛国证据公布出来了，可官方一直避而不谈，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而且，不带副驾驶和领航员显然是想置飞机于死地的故意行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自杀式的命令不可能来自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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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祖，其它人包括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 都是“特务”，他们不是他们所服务首长的私人武装，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他们真正的领导是中央警卫局这个“锦衣卫”系统。他们通常负有两个使命，一是为他们警卫的对象服务，二是时刻监视、接到命令时可以逮捕、甚至处死他们的服务对象。粉碎“四人帮”逮捕江青等人时，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就事先通知了江青等人的警卫员，要他们配合行动。同理，如果太祖要对周总理，林彪有所动作，他们的警卫员一定会比他们的首长先知道，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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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夜晚，李文普，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和汽车驾驶员杨某，都属于配合“太祖命令”行动的林彪身边的锦衣卫特务。这是他们没有被定为林彪的死党，而是享受“好人”的待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