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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理解西方现代化之得失和自我调整,已是紧迫任务。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成功,而且还要参透起伏跌宕、得失成败。5.35.249.64: s2 f' q$ G/ X% C! j- M
国势常变与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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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了一年的中国股市,让无数从未涉足股市的投资者纷纷入市。他们未必不知道几年前也经常有血本无归要跳楼的故事,但不太有人会愿意想到,那些成功者在爬到浪尖之前曾经历过多少次波谷,他们在井喷期的丰收又包含了多少次失手。人们往往以为,丰收的诱惑就是最好的教育。投资新手往往要等到经历几次跌宕起伏之后,才会变得成熟起来。6 U1 \3 N( G v- s4 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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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几十年的人生阅历看今天全球新兴国家的成长故事,往往会有几分像股市里那些新来的投资者。当看到一个国家例如印度要兴起时,往往想到的只是资本主义时代大国兴起的那些一往无前的故事片段,以为学会某些发达的手段,就可以复制以前的成功片段,以为迎接新兴国家的就会是黄金世界。5.35.249.64% V7 ]$ c: u* Z* G; X
$ S; s& \+ B! Y. J5.35.249.64人生苦短,没有足够的历史眼光看今天新兴国家的未来,也容易流于那些新手上路的投资者的层次。没有常开不败的鲜花,国势常变,以千年的眼光看列国,也没有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没有历史沧桑感的学习是靠不住的;衰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强大的国家也各有各的来由,所以全盘照搬的学习也是靠不住的。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的年代,期待祖国崛起的中国人不仅要学习历史,而且要把自己的眼光磨练到老练的投资客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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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大国崛起》在央视播出,它描述和分析了15世纪以来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九个强国的兴起历史。之后,更多有关大国历史和中国崛起的图书已经或即将陆续出版。正着手对中国国民进行历史启蒙的知识人于是面临一个挑战:是领着人们回味那种投资新手对黄金世界的畅想,还是培育一种老练投资客的冷静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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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制作者,并不试图对这些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做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而主要强调它们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崛起,它们曾经的衰败只是被简单地处理成迎接历史挑战的失败而一笔带过。那些曾参与剧本创作和剧组采访过的历史学家中,并不乏对现代世界史和现代化史颇具批判意识和全面认识的历史学家,但剧本最后呈现出来的主要是对现代化故事的成功片段的叙述。这也许是出于电视人的市场敏感和聪明,认为讲述列强曾经失败的故事,不仅没有吸引力而且扫兴;不过这也可能就是主创者的自觉意识,他们自己就认为现代化的未来无疑会是黄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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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西方5.35.249.64% S* @6 j" J% z1 u;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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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是学习西方的另一种表述。相对于1980年代动辄拿一个整体性的西方与中国做比较的习惯,《大国崛起》中的西方内部区别甚大,列强各有各的起伏跌宕。这显示了当代对西方认识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整体形象一次新的塑造。这个新的西方整体形象与以往仍然一脉相承,这九个国家都是现代化的成功者。) r, Y$ M4 j" C' _; _* h
2 y" T0 V I) ?& M9 u《大国崛起》没有沿着深入讨论西方内部差异的路继续走下去。其实,这一工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时代就已进展到可观的地步。比如,康有为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法国大革命学习的是美国的民主体制,但是最后收获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内讧,并对个中原因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说,“彼庸知美国至公至平之事,即召法国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旧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无旧积,一片白地,举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则为大乱大灾矣。”分辩诸如美国体制与法国体制的区别,美国体制与英国体制的区别,英国体制与德国体制的区别等等,可以改变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制度的教条化理解,从而重新全面思考现代化的目标、路径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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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所致力的是总结大国崛起的共识性经验,比如一些解读所突出的民主体制等等。在这一视野里,需要重点阐释的只是大国崛起的条件、机会和战略,至于后果与进程的起伏跌宕则要简略处理,以减少反思现代化本身的麻烦。但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所有共识性经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都需要具体分析。一些批评指出《大国崛起》讲正面价值时对其负面效应的忽略,比如,在占有两集篇幅的英国篇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导致英帝国衰落,与殖民地经营有关的“英国病”问题,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带来的后果甚少批评;对德、日两国作为世界大战发起者的评价,也只是从内部指出其自身由于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的错误认知而导致发展的失败,而没有深刻检讨两次大战爆发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内在矛盾的关联,等等。这些批评显示,人们在期待超越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 L D& f9 W;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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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理解西方现代化之得失和自我调整,已是紧迫任务。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成功,而且还要参透起伏跌宕、得失成败。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刚开放不久,以理想化西方为策略来提供内部变革的刺激,还可以同情地理解;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不仅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大国,而且市场改革的正负两面效应都已开始释放,此时仍然对西方故意做一种理想化的解读,则不免有些矫情,也不大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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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甘阳和刘小枫去年发表的《重新阅读西方》提示了中国的西方观的大转变。文章宣称,“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而且有能力全面理解西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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