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末代皇帝与他的台湾御医

日月光

【黄光国】我的父亲黄子正4 i& P8 c" |- q7 Y% D/ Y3 k' C

0 s; s( L5 f2 o$ @1 A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溥仪内心对日本人的恐惧。要把这个历史故事说清楚﹐必须先了解三位关键人物﹐第一位是他的私人医师﹐家父黄子正﹐第二位是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第三位则是关东军派在他身边的联系官吉冈安直。先谈家父。我家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间渡海来台﹐居住在台北大稻埕一带。先人在台﹑闽两地从事经贸。传到第四代﹐我的曾祖父黄水性在台北市迪化街盖了一栋长条型的闽南式建筑﹐台语称作「竹篙厝」﹐前面是商店﹐后面作为仓库。当时﹐从福建来台的商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到大稻埕﹐卸下来的货﹐储存在屋后仓库﹐商品则在屋前店面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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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 N9 @6 ^我的祖父黄烟篆改行习医﹐在日据时期担任公医﹐有恩于新竹人谢介石。家父黄子正和堂叔黄树奎两人都出身自台大医学院的前身台北医专。毕业后两人相偕到上海开业行医﹐不久之后﹐家父又到长春（当时称为「新京」）﹐开设「大同医院」。0 p4 R5 L+ n-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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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总理郑孝胥( V3 n# Z! ?" g- M

! V- I& y! w" N; l& K9 {+ q# U郑孝胥是福建人﹐和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同乡。在前清时期中过举﹐当过清朝驻日本神户的领事﹐也作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国学基底扎实﹐诗书文章都相当不错。民国成立之后﹐鬻书笔润维生﹐很受陈宝琛赏识﹐而一再向溥仪推荐。一九二三年夏天﹐郑孝胥第一次和溥仪见面﹐即畅谈他「大清中兴」的构想﹐溥仪大为倾倒﹐立刻请他留下当「懋勤殿行走」。嗣后﹐郑孝胥为建立满洲国出了许多力。一九三二年满洲国建立之后﹐他也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任「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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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闽﹑台之间交流十分频繁﹐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因为自身是福建人的地缘关系﹐提拔了不少台湾人到满洲国政府任职﹐其「外交部总长」即为新竹人谢介石。  p" h2 l. ]; N0 R. J. c% y/ A

1 b& T6 b6 I" R  T- c5.35.249.64满洲国建立之初﹐溥仪体弱多病﹐亟需找一位医生照顾他的健康。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准他用中国医师﹐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双方折冲之下﹐郑孝胥就找「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台湾人谢介石﹐请他替「皇上」找一位御医。家父虽然是西医出身﹐同时兼习中医﹐在种种因素因缘际会之下﹐谢介石即介绍家父﹐成为溥仪的私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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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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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谓的「满洲国」﹐其实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内阁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则是日本人﹐日常政务几乎全由次长决定﹐甚至连宫内府亦不例外。「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便是关东军派在溥仪身边的联系官。吉冈是日本鹿儿岛人﹐溥仪的弟弟溥杰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吉冈还在该校担任战史教官﹐两人结为好
9 G  L( z, C+ D7 k好友﹐关东军知道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吉冈本人的积极活动﹐一九三五年﹐关东军终于任命他为高级参谋﹐派他「挂」在「满洲帝室」达十年之久。4 @% z& m& H- {$ w! m; x! R
那时候﹐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日本宪兵﹐监视宫内的一切活动。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他自己本人就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他这个皇帝「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没有电流通过来的时候﹐他在「宫内」根本无事可干﹐日常生活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打骂﹑算卦﹑吃药﹑害怕」。2 {  U, E6 z, b; w; P)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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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和「凌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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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溥仪「登极」后﹐对日本人已经开始心怀戒惧。翌年四月﹐他在日本人安排之下﹐到日本访问﹐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告诉他﹕「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溥仪大吃一惊。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向学员发了一次牢骚﹕「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日本人知道了﹐立刻把他一脚踢开﹐在日本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留在家里作诗﹑写字。不久他的儿子「国务院秘书官郑乘」暴毙﹔三年之后﹐郑孝胥本人也在长春暴卒﹐据说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暗杀。5.35.249.64; x, a% `9 Z" [  N7 Y. A) x$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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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满洲国的「建国元勋」之一﹐兴安省省长凌升在省长联席会上发牢骚﹐说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开完这个会﹐凌升回到本省﹐立刻被抓走﹐并以「反满抗日」罪名﹐跟几个亲戚一起被处斩首。5.35.249.64- K. [. A$ b' W& x' w/ _( P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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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位继承法〉* d9 K7 i# e* U: O* V3 c

/ R9 @% C1 z. S1 Z0 k4 ]+ k# s「凌升事件」使溥仪感到极度不安﹐让他感到更恐惧的﹐则是日本人搞的〈帝位继承法〉。一九三五年冬﹐溥杰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本来溥仪想帮他安排一门亲事﹐吉冈立刻向溥仪表示﹕为了增进「日满亲善」﹐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子结婚，本在繁大将要亲自替他作媒，希望他这位「御弟」能作为「亲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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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 q; Q! L) D2 r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关东军便授意国务院通过一项〈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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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3 h$ I! W2 V& H0 @+ }$ m3 J溥仪一看就明白：这个〈帝位继承法〉最紧要的只有「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只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必要时候，随时可以拿他们兄弟开刀。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溥仪宫内生活的第二件事就是「算卦」，吃素念经，求神拜佛，占卜打卦。譬如，溥杰的日本妻子怀了孕，溥仪就「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直到得知她生的是女儿，「才松了一口气」。- I1 [4 c2 T2 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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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病症」和疑心病8 [: Q: S3 ?0 [) B( m6 x,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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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夜担心自己的安危，溥仪得了严重的「虑病症」，不仅嗜药成癖，而且还收藏各种药品，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他的侍从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替他管药房、药库；每天他的私人医师为他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一九九六年，我藉著到吉林大学讲学之便，顺道参观溥仪在长春的旧「皇宫」，这所建筑据说是由道尹衙门改装而成，并没有一般皇宫的气派。皇帝居住的「缉熙楼」，一端是皇帝寝室，另一端是皇后寝室，中间则是个药房，也就是家父替皇帝看病的地方。在世界各国的皇宫中，这种「寝宫」的格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2 y" \: n- j+ A+ x4 e; s2 ?; F

; c4 j2 l8 S1 v& G( n& V, l除了「害怕、算卦、吃药」之外，溥仪的日常生活还有一项「打骂」。由于疑心病极重，成天担心有人会害他，「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3 h2 k  p5 u' S  _3 J$ ~/ k$ o. J1 Y4 A
打骂的对象除了侍从之外，也包含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运行」。那时大家最怕溥仪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打伤了再赶快「把医生叫来抢救」。因此，家父的医护任务，不仅要照顾皇帝的健康，还包含后宫及宫内侍从的医疗诊治。根据家母的说法，家父的御医任务分繁重，每天早上去，下午回来，有时候甚至晚上还得再进宫一次，忙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回到家。5.35.249.64; w# r% L9 G( g

5 W4 V5 Q- L. C# J人在德国 社区「祥贵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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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h  E' j% j+ H) a6 I+ m5.35.249.64到了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溥仪更是怕日本在玩完儿之前，会杀他灭口。5.35.249.64) C1 `0 p) `- |) ^2 v$ b5 \* n

& D  E% I( J; R1 ]' E1942年，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罹患疾病，据中医诊断是「伤寒」，但并不是什么绝症。吉冈要家父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自己则破例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照料」。日本医生开端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心，给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但是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闭门长谈之后，日本医生态度便整个改变了。他不再忙着治病，反倒变得沉默不多说话。当天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整夜不断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情。第二天清晨，谭玉龄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仪刚听到谭玉龄的死讯，吉冈便拿来关东军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前来吊唁。这件事使得溥仪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随时对他下毒手。5.35.249.64. a: A5 k" m+ X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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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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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体弱多病以及他对医生的依赖，在冥冥中决定了黄家日后的遭遇。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吉冈向溥仪报告：关东军已经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他到日本去。「不过，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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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吉冈要溥仪挑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溥仪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随侍李国雄和一名医生，也就是家父。溥仪的第四个妻子「福贵人」李玉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仪却坚决不肯带她：「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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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C3 d% ]2 Y% O9 r8 U! `; q* n载着他们的飞机从通化出发，飞往沈阳换乘大型飞机。不料在沈阳等候飞机的时候，飞来的一队飞机却载来了苏联的军队。飞机着陆后，苏军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溥仪一行也从此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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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等人其后大部分时间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亚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苏联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检测院判决家父免于起诉，获得释放，被安置在辽宁铁岭劳改医院任职医师。两年后，罹病去世，得年五九岁。" r+ Q: W6 Q2 i4 O0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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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长成的过程里，经由家人口中所获得的父亲形象，是破碎而残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时代，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官吏一律被国民政府打成「汉奸」，仅有少数亲友知道家父是溥仪的御医，我们对这件事也不敢多加张扬。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与美国东西文化中心」合设奖学金，到夏威夷大学攻博，才从夏大存藏的图书文件里，慢慢拼凑出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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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 _% i# s" t回顾这一页历史，我深刻感受到台湾人作为「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然而，由于我是以研究社会科学作为专业，偏好以一种全球性的宏观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在知道父亲跟溥仪的故事之后，我并没有成为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地，却成为主张以「欧盟经验」解决两岸问题的和平主义者。在我的深层潜意识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反帝国主义」情结：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以三年的时间，提倡并发展「本土心理学」；在政治运动方面，于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论》；2003年，出版《教改错在哪里》，发起「反思教改」运动；2004年组织「民主行动联盟」，发起「反六一○八亿军购」、「反修宪」，以及去年的「秋斗阿扁」，都是出自同样的「反帝情绪」。这是后话，将来有机会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