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辉煌，专制制度的经典-----历史上的秦军 ZT

守洞

守洞

这就是秦国的骑士：他们身材修长、装束简洁，独特的皮帽紧紧地勒在下颚上。专家发现，和赵国早期的骑兵相比，秦军的马鞍先进了许多，它的两头微翘，已经有了现代马鞍的雏形。但是，一个最关键的发现是：秦骑兵仍然没有马镫。
在没有马镫的战马上，骑士无依无凭，要全力保持平衡。马镫使骑士可以腾出双手，用来攻击敌人。但没有马镫的秦骑兵究竟如何作战呢？
从考古挖掘看，专家们在骑兵纵队中没有找到适于马背作战的长矛和战刀，却找到了箭头、弩这样的远射兵器，秦军骑兵竟然是用弩在马背上作战，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骑兵处在发展阶段时的形象。
可以相信，在长平战场上，直扑赵军大本营的五千骑兵还无法像后来的骑兵一样，挥刀舞枪冲击敌人。他们的任务很可能是监视赵军大本营的动静，袭击赵军运送粮草的后勤部队。
然而，秦人深知作战中配合协同的重要性，在厚厚的黄土下面，这支秦国的骑兵部队井然有序。他们四骑一组，三组一列，八列共108名组成一个纵队。考古证实：秦骑兵已经具有非常严密的组织，这是迄今人们所知道，中国最早的骑兵编队。
战国时代，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骑兵部队在秦军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攻击力量。长平之战，5000秦骑兵最终截断了赵军的粮道，为彻底包围对手发挥了关键作用。
山西省的高平县，这个村庄叫三军村。两千多年前，赵军的统帅部就设在这里。赵军被围后，立即建筑工事，等待救援。这时，司马迁写到，秦军统帅白起并不马上发起总攻，他准备用更加残酷的办法削弱对手的战斗意志，白起围而不打，只出动轻兵反复袭击、折磨被围的赵军。
围困持续了46天，在那悲惨的日日夜夜里，在成群饥饿疲惫的赵军士兵中反复冲杀的秦军轻兵，究竟是什么部队呢？
在众多的陶土战士中，有这样一群，他们手执戈矛，没有任何防护铠甲，是典型的轻装。在冷兵器时代枪林箭雨的战场上，这种装束的战士不是炼就了一身高超的格斗技术，就是拥有非凡的勇气。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战士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谓的“轻兵”。但是，其它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在第二个俑坑，骑兵部队的边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战车的残迹，但是，当探测结果全部出来的时候，专家们却颇感意外。
在秦的时代，车步配合是最典型的作战方式。在庞大的战车后面，总有步兵跟随，进攻时车步总是一齐向前推进。车弛卒奔的作战方式曾经风行一千多年。
但是，这儿的探测结果却完全不同，在厚厚的黄土下，埋着一支纯粹由64辆战车组成的部队。
这些战车车体窄小，仍旧由四匹马拉动。可以推想，由于没有步兵跟随，他们完全可以跟上骑兵的速度。战车上的士兵配备着戈、矛等刺杀兵器，正好弥补骑兵无法近身攻击的缺憾。
一些专家认为，袭击被困赵军的轻兵，应该就是这种独立战车，将赵军一分为二的25000名奇兵很可能就有这种独立战车部队。
赵军主力在长平被围的消息传到咸阳，忐忑不安的秦昭王喜出望外，他立即亲自赶赴前线，将15岁以上的男子悉数征召，组成一支大军。这支临时拼凑的秦军从战场的两翼，一直插到赵军大本营背后，彻底切断了全部赵军的后路。
赵军统帅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他把部队分为四队，拼死突围。司马迁没有提赵括是向哪个方向突围，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是，向赵军的大本营方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赵军必须闯过一关，就是那两万五千奇兵，正是他们，关闭了赵括与大本营守军会合的铁门。
可以想象，在整个包围圈上，这里曾经发生过最为惨烈的战斗。这“绝赵军后”的秦军部队，如果没能顶住赵军的拼死突围，这场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改写。此时，除了士兵的勇敢，没有什么比精心组织的军阵更有效了。
在这个凝固的地下军团，6000多个兵马俑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秦军军阵。排列在军阵最前面的是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前锋。在军阵的最后面也有三排弩兵，至今还埋在地下，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后卫。
军阵的最后边有三列横队，其中有一列是面朝后的，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呢，它防止敌人从背后袭击。
在军阵的右翼，有两列士兵，一列朝前，另外一列面墙而立。在左翼，也有一列士兵面目向外，虎视眈眈。这样布置是提防大军的左右两侧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些面壁的士兵正是整个军团两翼的护卫队。
有前锋，有后卫，有两翼，在这四面的围绕之下，中间是个庞大的军阵的主体。
这是由38路纵队组成的主力部队，步兵和战车相间交错，浩浩荡荡、气势磅礴。
它是个屯聚的阵势，他没张开，兵书上曾经讲了，说这个坚若磐石，一旦展开，如万弧挺刃，好像一个刀一样一下挺开来了。
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极其经典的军阵范例，它进可以攻，无坚不摧；退可以守，固若金汤。在这样的军阵前，赵军难逃厄运。
这个村庄叫白起堡，传说是当年秦军统帅白起的指挥部，作为最高统帅，白起怎样指挥他那庞大的军阵呢？秦军投入到长平的总兵力在五十万以上，即使在一个局部战斗中，恐怕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
古代兵书上说，军队是靠擂鼓和鸣金来指挥作战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军阵的指挥车上果然发现了指挥工具。可惜，革制的鼓早已腐烂，但这个青铜铎留了下来。两千多年前的秦军战士，就是听着它的声音从战场撤回。鸣金是收兵，而击鼓，则是前进。各级军官根据旌旗的指示改变击鼓的节奏，士兵们根据节奏行动，这样，在指挥官的意志下，成千上万的士兵作为一个整体进退攻守，互相配合。
在长平战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为惨烈的阶段。四十万赵军被秦军死死围住，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将近四十多天，伤兵的惨叫和哭声弥漫四野，活着的人把伤者杀死吃掉，秦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惊恐不安。绝望象瘟疫一样蔓延。这，正是白起所期望的。
在高平的谷地，有一个围城村，当年赵国的士兵很可能被秦军围困在这一带，绝望中的赵括挑选了精锐的战士，准备做最后一博
可以想象：当年亡命突围的赵军，正是撞在了秦军无坚不摧的军阵前，这是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
万弩齐发，赵军一个个倒下。统帅赵括就是在最后一次突围中被射死。残余的士兵惊魂未定时，青铜戈矛组成的方阵已经像一座座城一般压了过来。绝望的赵军最终被秦军彻底摧毁。
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激战早已化为司马迁笔下简约的描述。
40万受尽折磨后向秦军投降的赵军，被白起全体活埋。
在古战场的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成堆的白骨。尸骨的边上还遗留着士兵们的兵器和随身携带的钱币。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这场前无古人的大战，震惊了山东六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它诸侯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那一年，一个婴儿出生了，他就是未来的秦始皇。
关山飞渡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为什么许多最伟大的军事工程都出现在秦始皇的时代？而且，集中在秦统一中国前后短短的十几年当中？或许，只有追随秦始皇那支无敌军队的足迹，才能找到答案。
公元前219年，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桂林一带，一支秦国军队正在这里驻扎。
在指挥部的营帐里，秦军统帅屠睢给远在咸阳的秦始皇写信：皇帝陛下，战事进展顺利，岭南之地不日即可归附，天下即将一统……
两年前，中原六国相继灭亡，黄河和长江一带已经并入秦国的版图。但是，南方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仍然飘摇在外。秦始皇一声令下，50万秦军起程南下，大军没有遇到抵抗就迅速推进到桂林。
然而，战争的进展开始超出屠睢的意料。顽强的土著人神出鬼没，他们白天躲藏，晚上出来偷袭秦军。加上丛林中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经常在昏睡中被突然出现的对手杀死。战争久拖不决。
最为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中粮食即将枯竭，饥饿不仅在蚕食秦军的战斗意志，也在摧毁帝国征服南方的野心。
从北方的粮仓到南方前线，秦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陆路运输，然而，丛林茂密、山高水远，未开发的南方令秦军的后勤保障变成一场噩梦。
在越人的一次偷袭中，最高统帅屠睢也被杀死，整个秦军陷入恐慌当中。
史记记载，秦始皇焦虑万分，他亲自赶往南方，一直到了湘江一带。秦始皇明白：要结束南方的战争，就必须解决军粮运输问题。
在今天广西的兴安县，有一条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河流。2000年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河上行船、用河水灌溉。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条叫做灵渠的人工运河，是北方船队由长江进入岭南的惟一通道。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丛林战之前，长江和珠江之间没有河流相通，50万秦军的粮草只能依靠陆路运输，军粮根本就无法保障。当秦始皇心急如焚时，一个叫史禄的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完全可以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
这是一个惊人的创意。当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沟通，这意味着，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但是，秦人面临着巨大的工程难题。
湘江和漓江之间直线距离仅4.8公里，但两江高低相差几百米，运河开通，渠水将狂奔而下，根本无法行船。
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灵渠最初的设想如何产生，也没有人清楚秦人如何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工程。然而，它确实是一个奇迹.2000多年前，这条33公里长的运河开通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内河运输网。
灵渠建成后，粮食运输畅通无阻。第二年，秦军就平定了土著人的反抗，帝国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南海之边。
平定了南方之后，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北方草原上的这个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公元前215年，大将军蒙恬挥师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决匈奴问题。但是，30万强悍的秦军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犯，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陆续在边界上修筑过长城。在今天甘肃省的临洮县，这段古长城就是在秦始皇之前100多年的秦昭王所修。从秦长城向东北，经过一大片未设防的黄土沟壑后，就是已经灭亡的赵国曾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长城。这条长城时断时续，早已破败不堪。达北部边疆以后，三十万秦军的任务就是维修、改造破旧的长城。
秦军和匈奴人周旋了几百年，蒙恬家族几代人都是秦国的战将，他应该非常了解与匈奴作战的艰难。
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居无定所，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如果秦军仓促出击，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绕到别处大肆抢掠，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而秦军劳师远征，寻求决战而不得，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蒙恬选择了长城战略。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长城不仅用于防御，蒙恬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
长城的首要作用是预警。这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了望哨，为了提前预警，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线，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也是长城工事上的战斗支撑点。
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秦军又修筑了屯军要塞，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在出击匈奴时，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有了这套体系，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蒙恬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
以长城为依托，装备先进的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匈奴人退到了大漠深处。
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秦帝国从内地征发了100万人，沿着5000公里长的北部边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施工多在蛮慌偏远之地，《史记》记载：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
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一条万余里的长城横贯帝国的北方，秦人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
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尽管有长城的依托，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专家推测：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粮食才能剩下一石供应军队。
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战争，后勤运输之艰难，很可能令秦始皇印象深刻。作为帝国的决策者，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上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人迹至今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道路的修筑实际上就是在山上夯筑的，用黄土夯筑，夯的非常结实。现代人都难以想象。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事，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这是中国发现最造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陕西省南部，高大的秦岭横亘在秦帝国的心脏地区和四川盆地之间，在今天陕西通往四川的国道两侧，岩石上这些规则的小洞十分醒目。两千多年前，这些洞里插着圆木或石条，上边凌空铺着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秦栈道。修造在绝壁上的栈道，曾经穿越几百公里的秦岭山脉。
秦人有修路的传统，但秦始皇是集大成者。在秦帝国统一前后，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秦人建立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这个新兴的大帝国控制的领土面积，是它的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为南征北战的秦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毫无疑问，秦人是修路的天才。道路和车辆是互相依存的，当年，奔驰在这些道路上的，除了赶赴前线的部队，就是运送后勤给养的车辆，秦人的车辆制造技术又如何呢？可惜，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木制战车已经朽烂，无法告诉我们更多的技术细节。
1980年，在兵马俑面世四年之后，考古工作者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在秦始皇陵的边上，发现了一个七八米深的大坑，其中有8匹破裂的铜马和大量车辆附件，两名驾车的驭手栩栩如生。这是两辆曾经十分完整的青铜车。经过考古人员的辛勤努力，残破的铜车马终于恢复了原貌。
这两辆青铜车是根据秦始皇生前的御用车辆仿制的，除了大小是真车的一半之外，它们在结构和形制上跟真车一模一样。青铜车的车轮做得十分考究，30根密集的辐条，分散了车身重量对轮圈的压力，使得轮子既轻快又结实。
从侧面看，辐条靠近车毂的地方明显加宽，为的是加强轮子横向受力的强度，很像今天的自行车轮。
车毂的加工复杂性令人印象深刻，它只有两端和车轴接触，而中间却是一个鼓腹的空腔。
秦车的系驾方式令人惊讶，在西方，一直到公元8世纪，皮带都勒在马的喉部。高速奔跑的马经常窒息而死。秦车的系驾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实验显示：用西方的系驾方式，两匹马只能拉0.5吨的重量；用中国的系驾方式，两匹可以拉1.5吨。
从这两辆青铜车来看，秦国的车辆设计和制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车辆制造技术的完善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秦人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会遥遥领先呢？
秦人的祖先居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1993年，在甘肃省的礼县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墓主人是秦国早期的一个贵族。
坟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但青铜的车马器令人印象深刻。复杂的系驾绳索套管，精致的马头饰，车轮锁和制动装置。然而，在所有的陪葬品中，这个车辆模型最令人惊讶，这是已知中国有四轮车的最早证据，将近3000年了，它仍旧能够行驶自如。
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在秦人墓葬中出土的。与人类文明早期的单辕车相比，双辕车只需一个牲口驾辕，系驾大为简化，也更容易驾驭，双辕车是车辆制造史上的一次革命。由于这个双辕车模型的主人是一个普通秦人，专家推断，双辕车很可能已经在秦国普及。
秦人是一个对车辆极度迷恋的民族。不管是贵族或者平民，活着的时候以驾车为乐，死了也要带上车辆陪葬。这或许可以解释，秦军的后勤运输为什么表现出众。
世界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时代、极少数的人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创造历史。秦人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工程、覆盖全国的道路网络、制作精良的车辆，这些辉煌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支强大的秦军，而秦军，创造了历史
举国之战
这曾经是古代世界一支最为强悍的军队。慢慢地靠近这些雕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迎面而来。它们不再是陪葬品，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它们的神态暗示着每一个陶土面具的背后都曾拥有一个鲜活的灵魂和一段自己的人生。然而，史书中是不会记载这些普通士兵的，漫长的岁月抹掉了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一段铁路的边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竹简的古代墓葬。
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由于棺材一直浸泡在地下水中，温度恒定，这些竹简因此才没有腐烂，墓主人的尸骨也保存得相当完好。竹简中绝大多数是秦国的法律条文，但有一小部分很像一部自传，它粗略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喜”。
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对这个小人物的传记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喜所在的湖北云梦，当时已经并入了不断扩张的秦国疆界。
他是个秦人。可能是从秦那边过来的，可是他应该说是当地长大的，因为这个时候秦到这个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的普通中国人几乎可以阅读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简，因为我们继承的就是秦的文字。
竹简上写到：秦昭王45年，“喜”在12月早晨鸡叫的时候出生。算起来，“喜”比伟大的秦始皇整整大两岁。喜出生的那一年，秦军正在攻打韩国的大野王。
两年以后，喜的另一个家庭成员“敢”出生的时候，秦军正在长平和赵国决战。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战争，在秦国普通人的生活里，竟然成了岁月的注脚。
在秦始皇登上王位的那一年，“喜”向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年龄。当时叫“傅籍”。
由于战争情况，他到17岁就傅籍了，所谓傅籍就是登记作为一个壮丁。
喜的自传解决了一个长期捆饶历史学家的问题：秦人什么时候开始服兵役？“喜”向政府登记年龄的那一年是17岁。在秦国，17岁看来是男子成年的标志。申报年龄以后，国家就可以随时征召喜这样的成年男子上战场。
竹简上记载：“喜”分别在秦始皇3年、4年和13年的时候，从军打仗。我们不知道“喜”在军队中究竟干什么，也不清楚他每次在军队里服役多长时间。但喜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间，曾经三次参加战斗。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在秦国，一个人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从17岁到60岁，只要国家需要，所有的成年男子随时都要奔赴战场。
喜参加的三次战争很可能都是小规模的。在秦军发动全面统一战争的前一年，“喜”在自传中写道：自占年，老百姓向国家普遍登记年龄。专家惊奇地发现：司马迁的《史记》在那一年有同样的记载：初令男子书年，秦国命令所有的成年男子登记年龄。看来，小人物和大历史学家对这次人口普查都十分关注。事实上，进行人口普查是秦始皇的命令，是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调动了大约100万的士兵，当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是500多万，5个秦人当中就有一个士兵，这个比例一直让历史学家困惑不解。或许，“喜”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从“喜”的经历来看，秦国实行的是普遍的征兵制，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每一个秦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安排。可以推测，绝大多数秦国男子都有和喜相似的经历。
为了发动规模空前的统一战争，秦始皇大概征调了全国至少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只有这样，秦人才能组建起一支100万的庞大军队。
从竹简上的记载来看，喜并没有参加十年统一战争，而是在地方上作了县长的法律秘书。喜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终其一生的，他的自传在秦始皇30年的时候戛然而止。
我们从简上来看，到秦始皇30年的时候，大概他就死了，那时候他是46岁，还很年轻。
医学专家对墓葬中的骨骼鉴定证实，这是一个45岁左右的男性，墓中的这具遗骨就是喜。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地方法官，喜抄写了大量的法律文书；同时，喜书写了自己的传记。正是有了喜的自传，我们才得以走进2000多年前一个秦国士兵的生活。就是像喜这样的普通士兵，组成了秦国的百万大军。
在西方，伟大的亚历山大有5万人的军队；罗马军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万人。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军队规模被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只有秦国负担得起百万大军连年作战。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135年，一个叫商鞅的人来到了咸阳，他希望在秦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商鞅的治国之道完全打动了当时的秦王，《史记》记载，两人挑灯夜谈三天三夜。从此，商鞅开始执掌秦国的大权，而秦国便有了一个延续135年的国策：耕战
商鞅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史记》上说，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
但是，这一国策具体是怎样执行的，它如何影响500多万普通的秦人？言简意赅的历史文献并没有提供答案。
1975年，就在喜的墓旁不远，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另一个墓葬，与喜的墓葬比，它显得窄小，寒酸。然而，两块写满文字的木片却引起了考古人员极大的兴趣。
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发现，古墓的主人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人，这两件写满文字的木条竟然是当时的家信。战国晚期，纸还没有发明，信就写在这种20多厘米长的木条上，这是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家信。2000多年前，什么人写了这两封信呢？
木牍这里面，写信的这两个人，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兄弟两个，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
战国末期，社会处在急剧的动荡之中，这两兄弟为什么离家在外？黑夫在信中说，淮阳发生了叛乱，他们正在攻打淮阳。参照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专家发现，淮阳之战就发生在秦灭楚期间，黑夫和惊正是统一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部队中两名普通的士兵。
公元前223年，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六个诸侯国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其中楚国是秦国最为强硬的对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为了消灭实力雄厚的楚国，大将军王翦带走了秦国60万军队。战争延续了两年。
专家发现，参加了王翦伐楚部队的黑夫和惊在信中写了一些当时的生活琐事。兄弟两个写信向家中要钱和衣服，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他说，如果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他的命很可能都保不住。
钱不够用了，他借别人的钱，借一个叫垣柏的人的钱，用别人的钱，这样的话，希望他的母亲给他送钱。
黑夫希望母亲把夏天穿的衣服寄来，越快越好。如果家那边布贵的话，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布做夏衣。
可能出去的时候以为时间不长，穿的还是比较厚的衣服，现在天热了，没有衣服了，希望家里头给他送衣服。
这两封看似普通的家信，却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和衣服来看，秦国士兵很可能没有军饷，日常花消和便衣都要家中负担，士兵的口粮是否也是家庭供应呢？关于这一点，家信上一点儿都没有提到。
长眠在湖北云梦的秦国小官吏“喜”生前一定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在地方法律秘书的任上，把秦国繁杂的法律一一抄写在竹简上，死后也要永远放在身边。
研究人员开始仔细整理这些竹简。在中国历史上，秦国以法律严厉著称，但秦法的具体内容史书中却并不很多。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
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包括黑夫和惊两兄弟在内，秦军征伐楚国的时候，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一个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2000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的时候，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的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种庄稼。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然能够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
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黠。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过去，历史学家们知道，秦国有繁杂严厉的律法，但湖北云梦出土的这些竹简，让今天的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秦国的法律严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法律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国家又为什么如此重视铁农具呢？
陕西省凤翔县，这个大坑曾经是秦国一个国君的坟墓。8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在这儿发现了一大批铁制农具。根据常识判断，国君的陪葬物理应是当时最为贵重的东西。铁农具在秦国的价值确实非同寻常。
当军队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厮杀的时候，秦国就鼓励农民大量使用铁制农具。与牛耕一样，铁农具的应用也是革命性的。中国最早利用铁农具的很有可能就是秦人。
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时代，秦国却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有效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先进的管理最终造就了秦人发达的农业。
然而，秦国尽管有发达的农业，有限的国土面积仍然无法支撑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国家的决策者们为此殚精竭虑。
统一战争前85年，在咸阳宫，秦国的丞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正在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夺取西面的巴蜀还是攻打东面的韩国。当时的秦王支持了司马错的建议，攻占巴蜀。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个有远见的决定为秦国最终赢得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
巴蜀，今天的四川盆地，两千年前就是天然粮仓。秦国拥有巴蜀之后，军粮储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记》中记载：几十年后司马错攻打楚国，秦军顺长江而下，一万艘船运载了600万斛的大米。
然而，2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并不能稳定地为秦军提供粮草。岷江经常泛滥，旱灾也时有发生。在司马错之后，李冰来到巴蜀，出任最高行政长官。就是这个人，使成都平原最终富甲天下。
李冰在最恰当的地方将岷江一分为二，洪水季节，江水漫过水坝，从远处干涸的河道泻洪；干旱季节，岷江水被李冰的水坝送进宝瓶口这个狭窄的通道，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这就是古代水利史上最了不起的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修成以后，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四川叫“天府之国”，就是这个时候造就的。
秦人天才的水利工程技术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粮食生产，在都江堰之后，秦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秦国的决策者仍然不满足。
公元前246年，未来的秦始皇开始执掌秦国大权。经历了100年的国力积累之后，一统天下的时机就要来了，弱小的韩国是秦国第一个目标，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秦国的都城咸阳建在关中平原上，这一带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但是，由于降雨量稀少，都城粮食的战略储备受到影响，秦王嬴政为此忧心忡忡。
一天，一个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咸阳，他告诉秦王嬴政，在关中平原上的泾水和洛水之间挖一条大渠，把两条河连接起来，利用泾水丰富的水量灌溉洛水一带的干旱土地，关中就不怕干旱了。这条大渠将有250公里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郑国的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秦王的响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就派你做总工程师，你给我修这条渠。
在关中平原上，2000多年前郑国修的渠至今仍有痕迹。考古人员认为，泾河中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的时候留下来的。这道土墙也是因清理河坝的淤泥，逐年堆积而成。
修到半路发现，这原来是个阴谋，消耗自己的国力，于是就要把郑国杀掉。
渠修到一半秦始皇才明白：修郑国渠是韩国的阴谋，是为了消耗秦国国力，使秦人腾不出手攻打韩国。但他仍旧饶恕了间谍郑国，让他继续修渠。
史记》记载：郑国渠全长250多里，灌溉农田280多万亩。它是继都江堰之后秦国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秦国的三大粮仓就此全部建成。
就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煞费苦心的韩国第一个被灭亡。
在统一战争中，从秦军前线部队寄到后方的两块木牍成了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信。
写信人是兄弟俩，黑夫和惊，打仗的地方淮阳在今天的河南省，从淮阳前线到后方的家里，距离大概3、400公里。2000多年前，两封战地家信很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
惊在信中提到了很多人，而他最挂念的是新婚的妻子。
黑夫在信中问候姐姐和其他一些人，但惦记最多的人还是自己的母亲，一再嘱咐哥哥衷要照顾好母亲。两个兄弟在外打仗，哥哥衷在家里奉养母亲。可以想象，母亲和哥哥收到黑夫和惊的来信时该是多么高兴。
夏天到了，天气开始转热。远在战场上的儿子还穿着冬天的衣服，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家中的母亲肯定心急如焚。
信是在哥哥衷的坟墓里发现的，在古代，人们往往带上最珍贵的东西踏上黄泉路，可衷死后为什么要陪葬这两封家信呢？
这个家庭的命运或许能让我们看到那个遥远年代成千上万的秦国普通人。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家庭，一样的悲欢离合，但在耕战国策下，他们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或在前线浴血奋战；或在后方努力生产，可以说，每个秦人都是秦军的一部分，秦国在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
与子同仇
秦始皇的兵马俑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这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
他们不仅不戴头盔，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甲片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而站在最前边的弩兵部队身上一个甲片也没有。
从俑坑里能看得出来，秦俑都是简装，铠甲防护的面积并不大，都属于轻型的，和我们所了解的当时的魏国的重装部队正好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
秦国应该有能力为军队配备足够的铠甲。历史记录显示，自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当时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史记》上说：秦，带甲百万。意思是有百万身披盔甲的军队，但眼前这支复制的秦军却让人大感意外。隐藏在这一奇怪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第六集：与子同仇
两千多年前，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县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刑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挣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对手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从此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说你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
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又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这是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晋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挣抢敌人首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两千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秦人的历史有关。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的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
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罹。
在商鞅的著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规定了丰厚的奖赏，商鞅称其为“陷队之士”。
在兵马俑坑，有一队士兵很特别。他们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却完全不穿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的形象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呢？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这些士兵很可能就是敢死队式的陷队之士。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晋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
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这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是全军的规定呢？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
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共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使用军衔是人类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军衔也是军人荣誉的标志。那么，两千多年前的秦军实行军衔制了吗？
军衔必须是可以识别的，仔细观察这支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考古学家袁仲一和他的同行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着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这种麻布做的尖顶圆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而是爵位级别的标志。
专家推测，这些梳椎髻、穿便装的弩兵，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他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士。身穿铠甲、梳着发辫或戴着圆帽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他们的名称是上造。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公士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秦军军官又是如何划分级别的呢？
在这些纵队里，胳膊前伸、手握缰绳的是驾驶战车的驭手。他们无一例外都戴着这种版状的帽子，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驭手的身份很关键，直接决定一辆战车的安全，他们会是军官吗？
从兵马俑坑发现以后，我就提出了一个想法，一个车的驾首，头儿，是谁呢？是驭手，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
参照史书记载，驭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这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他们的权利是主管一辆战车。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
这个军官双手按剑、气势威严，帽子的形状十分独特。他的铠甲是所有陶俑中最精致的、甲片细小而规整。前胸和后背都有花结，这种花结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军官的肩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界于都尉和驭手之间的是这些军官，他们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
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他诸侯国的军队。
这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儿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怎么会没有统帅呢？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但由于年龄太小，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在庄严的咸阳宫中，为他加冕的典礼正在进行。这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从此，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年轻人手里。
在皇宫外面，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却乘机开始了。一个叫？？的人带着自己的人马，冲进咸阳宫。他想铤而走险，夺取权利。
阴谋并没有得逞，叛乱以失败而告终，？？被处以极刑。司马迁记载：这次武装反叛仅仅斩首了几百人。图谋造反的？？没有取得军队的支持，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的权势仅次于国君，位居二十级爵位的顶峰。司马迁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秦国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决定。但是，他始终也没有办法成功地调动军队，他甚至企图用国王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但印章根本不管用。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
这个东西叫虎符。秦国法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虎符是军队指挥权的标志，它使所有的秦军都控制在国君一人手里.
可以想象，秦国国君必定有无数个虎符。得知叛乱的消息，秦始皇迅速调集了大批的御林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反叛。由于无法窃取虎符，谋反的？？就根本得不到军队得支持，失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作为秦国军队的象征，兵马俑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那个人就是秦始皇。离兵马俑坑一公里左右，伟大的秦始皇就安葬在这个巨大的土堆下。
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一个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但也是秦灭亡的起点。秦帝国仅仅维持了15年。那支曾经战无不胜的军队就随着帝国大厦的倒塌而灰飞烟灭。在大厦将倾的时候，秦军战斗过，但它的战斗力与15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秦军最后的日子起于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的那段历史。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征集去戍边的壮丁，因为大雨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立即响应，起义如干柴烈火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在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刻在这些陶片上的人名，就是他们曾经劳作的见证。
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这些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这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
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体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击溃了几十万农民起义军，满目创痍的帝国似乎看到了希望。然而，一个来自于楚地的贵族改变了一切，这个人叫项羽。
在今天河北省一个叫巨鹿的地方，最后的两支秦军终于会合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合就是他们的结局。秦军与项羽的军队在巨鹿决战，在楚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面前，几十万秦军在战场上倒下，剩下的全部投降，秦军至此彻底覆灭。
历史学家推测，焚烧和毁坏这些兵马俑的人很有可能也是项羽。
一支伟大军队的结局竟然如此令人沮丧，历经500年没有衰竭过的战斗意志转瞬间土崩瓦解，这样的事实仍旧令人难以置信。
秦帝国的横空出世和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命运，似乎是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主宰，这个深藏不露的力量同样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沉浮。
在中国历史上，秦文化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功利实用、满怀开拓和进取精神。他们崇拜规则和秩序，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许，这种文化传统在秦人发迹之前就决定了日后的崛起，同时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是秦始皇将这支军队带到了辉煌的顶峰。但是，这个帝王超越了时代的野心耗尽了帝国的国力。无论如何，一支军队的命运是紧紧依附在它的国家之上的。在秦军最后的日子里，帝国的秩序已经崩溃。当士兵们在前方拼杀时，他们的家已经无人来养活，覆灭的命运不可逆转。
让我们再一次凝视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军人，他们曾经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也造就了我们的历史。今天，我们使用着的文字来自于秦人，我们广袤的国土是秦帝国的延续，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在秦帝国时期开始形成。2000多年前的那个大帝国，仍然和我们血脉相连。

守洞

成为战争机器只是表现形式的一种，是整体国力在一个方面的体现

守洞

不同制度如同不同原理的发电机
横向比较发电机性能是看能量转化效率
至于发出的电能用在生产还是民用消费
不在考虑范围

秦强国从商鞅变法始，至始皇帝时代到达顶峰
绝对不是短命王朝
需要一个强大的核心首脑，是原始集权制度的致命伤
法家是一套极其优秀高效的治国理论。至于法该多严，多酷，那属于可调控范围

守洞

牛，自有牛的道理
否则就是搞笑的无厘头

守洞

管理，以及执行方式条例化并贯彻执行
整个西方现代文明都走得这条路线，与法家不谋而合
希特勒属于“发了电，用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