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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胡耀邦和赵紫阳 [打印本页]

作者: sniper 时间: 2005-1-17 22:30 标题: ZT胡耀邦和赵紫阳

胡耀邦和赵紫阳－－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发难（上）

赵紫阳是当时邓小平等同胡耀邦一起考虑的一位顶尖级的政治人物，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熟悉经济活动，建国之后在广东以养猪著称，思想上一度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息息相通，并且因为陶铸的此前的铺垫，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可以说十分的熟悉。中央原来准备调陕西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四川省委负责人赵紫阳一起入京，以后单独考虑赵紫阳，准备任命他做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因为赵紫阳号称精通农业，在四川期间，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但是，当中央有关领导找赵紫阳谈话时，赵紫阳居然利用其他理由推托了，中央就只好调来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一向寡言少语的当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华国锋此刻说：“紫阳不来是等着我的位置呢。”（指的是华国锋的兼职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这么一个重要的决定，赵紫阳能够用很简单的理由给推了出去，那时候看来赵的政治行情已经看涨了。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组成十二大以后的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格局以邓为主体，邓小平经常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以后他和法拉奇谈话时还是重复了这句话，只是在公布的时候改成了高个子。类似的话的改变毛泽东也有过，比如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本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多读一些外语，免得上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当。”发表以后就给改成了“外交部的老爷们的当”。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人物，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这点一直被邓小平看好，直到他走到对立面以后邓小平还是坚持说这个观点。一九八三年清污的前后，在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根据《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的回忆，赵紫阳针对邓力群、胡乔木等人的耸人听闻曾经细声慢语地说：“ 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什么了不起。”（回忆原文如此）会后，赵紫阳单独找了邓小平谈起这件事，同去的还有万里，根据万里同志的亲属万伯翱同志回忆，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不满意，不过就说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不能动摇，其他的都是目。”赵紫阳在初来中央的时候，介入党内事务比较少，不过，他是旗帜鲜明的站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这边的，在平反、真理大讨论问题上，他是邓派的头号大将之一。八二年之前，胡赵二人的关系虽说不上蜜月，可也相安无事。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发难（中）－－胡耀邦的预见

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的经历和出身不同，胡耀邦一直在中央一线工作，延安时期就负责过总政治部组织部，建国后又在团中央，拨乱反正前后主持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工作，总之始终活跃在中央，而赵紫阳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他走上政治生涯的顶峰之前也是来自于地方。邓小平当初之所以选择他们两个人，内中的深意也由此而来，希望他们两个人就其各自的宝贵经验做到珠联璧合，同心协力。

然而，过了没有多久，胡赵二人的分歧就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胡耀邦是党内党外公认的清正廉明的代表，他为人宽容、坦诚，但是，也经常出现错误，比如胡耀邦信口开河的毛病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时邓力群说胡耀邦是读书不知大义。现在看来邓力群说的也并不都是诽谤，胡耀邦喜欢读书是众所皆知的，可是，从他后来的处事看很多书的真谛他并没有掌握。往往兴之所致，就开口发挥一番，而且有的时候前后抵触的地方的不少，给对手提供了攻击的炮弹的同时也对自身的形象有所损失。相比较之下，赵紫阳就显得相对沉稳一些，说话持重一些。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是产生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胡耀邦生前比较有预见性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反对过多的让地方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必要的地区可以给政治局委员名额以外，其他的各省市应该严格控制，胡耀邦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显然没有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那样的权威，封建皇帝都知道内轻外重、弱干强支不是好事，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封建王朝吗？”但是，胡耀邦的这个观点又恰恰不和赵紫阳的胃口，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来自北京、天津、上海之外的地方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就是赵紫阳亲自提议当选的。八九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时专门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这一严肃的课题，而讲话中实际也包涵了胡耀邦生前的一些观点。（具体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思想年谱》）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胡耀邦本人虽然以反左著称，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不是右派，相反比较赵紫阳显得极其稳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上面的一段讲话，这个讲话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胡耀邦说：“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主席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有人看到这里或许不解，胡耀邦不就是因为反对学潮不力而遭到指责的吗？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历史真相，那就是胡耀邦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学潮，也没有像赵紫阳后来那样试图利用学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此话摘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审查赵紫阳同志在反革命暴乱中的所犯的错误的报告》）胡耀邦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而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然而就这样被看作是反击不力。进而模糊的被看作是一直以来姑息纵容“民主活动”，后者是对胡耀邦的政治思想的最大曲解。胡耀邦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贯的，以后历史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的“造风潮”其实指的就是当时赵紫阳的“智囊团”中部分人士的所作所为，他们摇旗呐喊和意气用事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的同时也激化了中央高层的矛盾，以致于最后把大家都拖下了水。（关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的事情后面还要提到，故而不赘）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发难（下）－－赵紫阳五月来信

赵紫阳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这封信实际就是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后的最为致命的一枪。而对于这封信的内容，赵紫阳本人显然比任何人都特别关注和垂青，在他晚年接受一些人询问时，作为八九事件的主要经历者，他一反常态的没有首先回答学生运动的事情，反而几次三番的就这封信做过几次重要的辩解，他本人近乎病态的一再强调这封信的内容仅仅限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而没有涉及攻击胡耀邦或者要求换马的东西在内，也就是因为赵紫阳这种异乎寻常的辩解更让这封信显得十分的重要，为此，我们专门走访了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二局的刘××同志，并且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资料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情况反映》编写组的有关同志的协助下，看到了这封至为关键的信的影印件。稍后，我们将对此给予一定程度的披露。本文无意于对赵紫阳的功过是非做出必要的判定，而是旨在说明一点，那就是近年以来，赵紫阳及其海外的追随者们一再否定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事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和决定性的作用，尽量回避或者转移话题，从而让人们感觉赵紫阳似乎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责任，更不要说什么“落井下石”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事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真相，因而，我们感觉有必要就此事对大家做适当的澄清，还历史一个本来的应有的面目。[cｃｈｅre.com http://www.cchere.net 西西河温相]

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分歧不仅来自各自所代表的力量的不同，也是来自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主张的不同。赵紫阳早在四川时就曾经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做过一个预见，根据陈俊生（生前）、吴江等人回忆，赵紫阳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应该是“政治上反左，经济上反右。”而胡耀邦的主张则是政治、经济上都要反左，具体到经济的改革方面，胡耀邦主张积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调节责权利关系，而赵紫阳则主张“利改税”，这还在其次，而是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本意在加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关于经济领域内领导的通气，准备成立一个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牵头的经济汇报会这么一个半松散的组织，可是，就是这么一件党内组织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的事情引起了赵紫阳的极度不满，他认定这是胡耀邦要对国务院动手术的前兆。国务院主导经济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政不分家的历史，建国以来以赵紫阳这一任总理任内主管经济的权力最为之大，甚至超过周恩来时期。这种坚定的放权思想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家”的思想是全然分不开的，胡耀邦也是小平党政分家的思想主张最力者之一，而且，胡耀邦此人并不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相反他总是给他人提供上升的空间，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明确的提出胡赵体制这一格局，所以，胡耀邦的提议成立联席会议除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并不其他不良企图。
赵紫阳在打击胡耀邦时，先后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让万里、田纪云给邓小平汇报，称胡耀邦的经济思想是“洋冒进”，和华国锋的思路类似。这里有必要把赵紫阳强加给胡耀邦的这顶帽子的来龙去脉说一说，赵紫阳所强调的胡耀邦的所谓的洋冒进是指胡耀邦针对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决策的一个调整，胡耀邦认为八十年代应该对九十年代负责，所以，八十年代时期的经济不能仅仅限于保四争五的小圈子内，应该提高一下适当的能够承受的发展比例。先不说这个提议是否符合以后和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问题本身，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出这样的一个提议和思考没有任何违背组织原则的地方，而且，按照中国后来的经济前景，胡耀邦的这个看法实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江泽民执政之后，中国经济当局就很快的调整了发展速度的比例，由此看来，胡耀邦并不是外界一直谣传的不懂经济、胡乱指挥，而胡耀邦之所以赢得这样的“名声”，和赵紫阳麾下的智囊团的任意剪裁、别有用心是息息相关的。
赵紫阳自己不出面，而是让万里等人出来，强调他们在国务院工作难做，胡耀邦干涉过多。这件大事正是发生在陈云对胡耀邦在党校以及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事件之后，关于陈云对胡耀邦的态度我们在下篇《胡耀邦下台始末》中还要提及，故而不赘。当时，胡耀邦最需要的就是同志间的理解和支持，而作为胡耀邦的曾经的战友赵紫阳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但没有对胡耀邦伸出手去，反而在背后推了胡耀邦一把，而且是关键的一把。如果说这次还只是赵紫阳个人在幕后的策划，那么接下来的五月来信就成为赵紫阳公然站到倒胡派一边的有力佐证了。
根据当事人之一的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回忆，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写信，长达3500多字，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这封信在赵紫阳以后的谈话中不承认是对胡耀邦的落井下石，但是，我们却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的所谓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的就是胡耀邦本人，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假如这封信确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是单纯的谈及领导制度建设问题，那么这封信不但没有送给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而是直接送交邓小平、陈云（信封上写的是主送邓小平同志，抄送陈云同志），更为奇怪的是这封信直到一九八六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才由薄一波同志念出来，而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如坐鼓中、丝毫不知。如果说赵紫阳直接送给邓小平和陈云是因为这两人是中国当时实际最高决策者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如果这封信内容和目的真的犹如赵紫阳辩解的那样纯白，为什么始终瞒着胡耀邦一个人呢？而且连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薄一波等人都收到这封信，独独胡耀邦以合法的总书记竟然蒙在鼓里，这难道不发人深醒吗？（此信根据王×同志回忆外，中共北京市委主办《情况反映》8406期载有部分内容。）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胡耀邦下台之后，最大的政治上的受益人是谁呢？显然就是赵紫阳。这里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的远一点，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的亲信鲍彤组织严家其等人在媒体上公开宣扬“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呢？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八九事件后被逮捕）曾经披露过，李洪林说：“新权威主义就是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例子就是新加坡、韩国，鲍彤所组织的理论班底秀才不少，但是，功底不深，他们热衷于自己都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政治术语，力求推出当政者垂青的主张，这个主义比较符合赵紫阳的‘口味’。”赵紫阳幕僚班子的外层人士苏小康曾经因为参与《河殇》策划而名噪一时，在他同时进行的那部号称是对党史反思的作品《乌托邦祭》中对于赵紫阳的吹捧也是毫不掩饰的。（此书专门把赵紫阳的一段指示作为全书的指导符号登在书的最前面）“新权威主义”是活跃在中国八七年到八九年这两年多一点时间内的政坛上最为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和思路之一。而按照鲍等人的策划，赵紫阳无疑就应该是中国的“新权威”乃至“新核心”。赵紫阳曾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批评帮助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前呼后拥”，现在我们看看到底谁在更加热衷于个人吹捧呢？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八九年前后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对赵紫阳的新经济思想的热捧可谓是空前的了。
而赵紫阳之所以最后坚定的站到倒胡派一边并且在以后召开的八六年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对胡耀邦给予致命的一击还在于胡耀邦意外的泄露了邓小平和他的一次谈话，一九八六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关于这次谈话目前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总体比较一致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辞去全部职务，推年轻人出来，当时胡耀邦提出的人选有胡启立、王兆国和郝建秀，邓小平主张乔石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然而，由于胡耀邦的疏忽，这次仅仅限于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还不知道赵紫阳此前给邓小平、陈云写信的事，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赵紫阳，随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一时党内外知者甚多，而且越传越复杂，以后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宫”的统一版本。内中何人在做手脚可以说是一望便知。我们都知道国家主席在八十年代中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李先念也好，杨尚昆也罢，他们充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虽说还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但是，并不因为国家主席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最高当局对他们的信任所致，因此赵紫阳怀疑胡耀邦可能对他总理的去向有过不当的建议，当然这种推断目前只有部分人这么认为的。当时，北京流传一句政治顺口溜：“邓小平是掌权派，胡耀邦是当权派，赵紫阳是实权派。”于此可见，赵紫阳本人是不可能甘心去做国家主席的，他的更上层楼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最初对赵紫阳的五月来信只批示了已阅的字眼，一方面他对于这件事表示重视，一方面还想看看发展，根据陈俊生同志生前的回忆，八六年十月之间，中央高层基本达成让胡耀邦下台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是很难形成的，然则邓小平的拍板和当年夏天的这次“退休事件”是完全分不开的，赵紫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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