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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新闻] 1911年东北鼠疫一百周年 [打印本页]

作者: Ampelmann 时间: 2011-2-16 14:15 标题: 1911年东北鼠疫一百周年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六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7 G# @4 d1 b) e; 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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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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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七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自从1896年朝廷允许俄国以“借地筑路”为名修建中东铁路，中国人就没少受“老毛子”的气。这回居然又烧工棚，又撵人，真是把人欺负到家了。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六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r/ }+ C+ }5 C/ i$ V- X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六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六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 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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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s' u; @( Y6 o/ R$ ^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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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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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万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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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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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q8 n# H8 Z& f2 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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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z  I0 V*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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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1 m% k: Z% V; @5 y9 o.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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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岌岌可危。4 n5 O+ |' w+ E4 ?6 w! w1 [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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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i! O; J3 N  G% |2 J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4 I5 q1 N( n. A4 }" ]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3 x8 k9 o0 o- c!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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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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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想起五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g. C0 p; s: `* e; h0 z, \7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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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8 Z9 B7 n5 H- k; Y& p* Y: y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T7 t! I( q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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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a  U6 t$ M6 @" m3 u: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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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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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 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后来，《盛京时报》在追述疫病源头时曾有这样描述：4 H) K! m  W! D. d* l$ }6 `-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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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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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很多染病华工被俄人驱逐回国，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传遍了东北平原。7 I( I' }! p& a# c; X9 A9 E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S0 e' U( J* S( f8 f& \; D; _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

　　“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 v1 T+ R/ t8 N- o+ I3 s$ c. J8 t

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尔滨地理的出租车司机也从未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但就在九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W8 l9 {$ F4 x2 ~

　　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着这样一封读者来稿：) Z7 w5 A; T* m( @

　　十二月初八，12名俄国人应邀，前往哈尔滨号轮船管带家做客。当他们的马车行驶至傅家甸一带时，被当地情景吓呆了。“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边，一名尚未咽气的华人被人从房中拉出，弃之于街心。当他们询问在一旁站岗的巡警，为什么不过问此事时，该警察大言不惭地说：“虽倒卧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他们行至江岸时，“见有露卧尸身两具，又有一尸未被掩盖任野犬之吞食。当时乘车之俄妇女，几不省人事。行至停船地方见有棺木堆积共有十八具。统计前后目睹尸身三十六具。”他们发现，此时设置于关卡的检验医士，也形同虚设，“如往来之人毫无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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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五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由一间公共浴室改造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q8 A/ o$ U, k: A6 S  F( m$ H3 ~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3 B$ G% x" K  d4 N3 m4 W7 `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j: @0 }) K) a1 z: @) R4 p2 Z( m, {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再加之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6 [8 e/ i! g7 V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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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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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日本女人穿着一件简陋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经过简单的消毒和防护措施，解剖开始了。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n( i& {" ]0 N/ K6 C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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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他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3 V- A+ V. f! ?, |& S8 u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F4 I! P) N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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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他们更热心政治，对于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甚至没人愿意听完。( m$ Y: ]: U5 K9 w' C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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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法国医生公然挑战伍连德总指挥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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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3 u' {5 M- Y9 \' ^" f/ G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y+ t! x3 S8 o6 x

　　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伍连德已不知不觉地随哈夫肯走进了鼠疫病房。此时，病房里躺着八个鼠疫病人，房门大开，医护人员随意出入，甚至没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连德大惊失色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里这个中国人简直胆小如鼠。

　　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

　　“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5 g' j" E+ i6 x6 y; P4 p

　　面对哈夫肯的乐观，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也是不可能的了。! U' `/ ^3 u4 T/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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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十余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伍连德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y6 s: y5 O. t# f0 ]5 B9 @! S#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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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3 n, m6 q1 _- K; Z+ U0 E8 k, C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

　　对于肺鼠疫的理论，迈斯尼根本无心听完。他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云云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在迈斯尼看来，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中国人，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谈什么“肺鼠疫”，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而是让他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6 H1 F  @) u! A$ q, I3 a, `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回复一封电报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伍连德却在焦灼中，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当他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h; w) n4 X0 z;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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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没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对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一笔带过：8 [+ w" x0 ]5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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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 p+ J6 f( Y$ ^2 Q9 e6 X/ a

　　寥寥数语，当时北京城的乱象已一览无余。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各国使节人人自危。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能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吗？他们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对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没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东三省防疫的成功。( U, C& h/ t3 I0 C& M- Z4 |* u

　　防疫专家毙命俄国医院，哈尔滨全城震惊。清政府下令：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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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但此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五十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6 W1 {+ U0 |' e3 P!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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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j& [( a/ [( w2 f&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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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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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J# Q8 f1 E0 C/ ?( K5 e) \0 |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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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9 r. z0 i' |2 b+ [$ }$ w% r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 R3 y  w1 g  J" w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又颁布捕鼠令，云：照得本京地方预防鼠疫传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区署，每活鼠给铜圆二枚，死鼠给铜圆一枚。并传知各区均立簿册填列收确数，按日报厅。”在汉口，“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二枚”。在天津，“刻已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凡捕得老鼠送交该局者，每头给予铜子一枚，以期根株尽绝”。东北三省更把奖金提高至“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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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一万多只 “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十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五元至三十元不等的罚款。' D. j9 i. ^) }$ k8 c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K) s& {- f. T5 x  q"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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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棺木尸体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焚尸！”伍连德被自己的想法惊得浑身是汗0 h5 X0 a$ i*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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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 C! B  L, c/ f" ^0 V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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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局下设有抬埋队，专门处理死者的尸体。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专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制度虽然制定了，但随着每天死者不断增加，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伍连德殊无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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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J. P7 f. ]) i% j: }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G3 a. H9 q- \) b3 ^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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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X  K1 z3 S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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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而身后之供奉往往厚于生前，以为不如此，则子弟无以明其孝友，尊长不足以表其仁慈也。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 t& l$ M$ x( C7 y! }6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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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毕竟，恶疾面前曾经固守的观念和习俗，此时是那样苍白无力。9 h2 P5 ~/ Y& p+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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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上书朝廷，描述了哈尔滨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现状，并申明尸体中含有的疫菌将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不尽早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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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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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被封为“鼠疫斗士”。胜利之后，他记下了那些牺牲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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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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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政府，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扬我国威，清政府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政府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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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作为消灭东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连德理所当然的被委任为会议主席。4 m( i6 Q/ }' Z8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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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伍连德见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锡良笑着对伍连德说，当时他没有委任迈斯尼为防疫总医官，而选择支持伍连德，真是自己最明智的决定。0 g8 c4 ^. @# z% e: q- a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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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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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文/黄加佳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Ampelmann 时间: 2011-2-16 14:20

冬季的哈尔滨，疫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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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斗士”伍连德

满洲铁岭，阻断交通后，被临时隔离的人们

隔离区内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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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医院的医护人员对隔离的疑似患者进行检查

防疫病院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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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受害者

抬埋队在傅家甸收集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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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尸队搬运鼠疫死者的尸体

准备集中焚烧死者棺木

集中焚烧的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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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哈尔滨公共坟场的尸体焚烧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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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期间的坟场

傅家甸里消毒车准备出发。

满洲奉天，防疫医院的解剖室。图中正在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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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队在哈尔滨

1912年初东北鼠疫时防疫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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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伍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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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的一个实验室中化验。

作者: Ampelmann 时间: 2011-2-16 14:23

伍连德博士的故事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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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日，受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伍连德博士纪念馆理事会委托，在省政协原副主席、哈尔滨医科大学“十大医学家”傅世英教授的联络下，笔者前往新加坡访问伍连德博士的长女伍玉玲女士，寻访伍连德博士的历史印迹。——题记9 J4 d5 e: H. y) x* i8 \

一座家庭纪念馆2 }3 F7 z( c) o, h- _,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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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伍玉玲女士的寓所，地处城区东南，是一座三层小楼。因为有傅世英教授的电话预约，伍玉玲女士轻盈地打开房门，热情地迎接我们。

　　一进客厅，伍连德博士大幅特写照片和半身铜像映入眼帘，伍玉玲及子女所取得的成绩的照片实物摆放其旁。伍玉玲女士说，这是在向伍连德博士汇报。她每天睡前都要到父亲铜像前道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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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伍玉玲女士的客厅、书房、卧室里，在壁厨、柜子、箱子里，在书桌、茶几上，处处都摆放着有关伍连德博士业绩的书籍、资料、照片、文物以及赠品，她的家可以说就是一座小型伍连德博士纪念馆，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伍连德博士的故事。

　　说到父亲伍连德博士，她不时抱来一册册书籍、一叠叠资料供我们查阅、拍照。从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7时，连续两天的紧张访谈，我们真担心她吃不消，可她却毫无倦意。中午，她还亲自驾驶白色本田轿车载我们外出吃饭，其娴熟、其机敏，着实让我们吃惊。她指着自己的“2686”车牌号告诉我们，“这就是中国”，26代表她1926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86代表她1986年在中国度过60岁的生日。

　　伍玉玲女士生于伍连德博士勇斗鼠疫的年代，生于中国的哈尔滨市，生于地处傅家甸（现道外区）东三省防疫管理总处的住所。  b) C( m4 t$ @4 |* J- i

　　伍玉玲女士是新加坡文化教育名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她早年赴美国留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受聘英国剑桥大学。1953年返回新加坡后，伍女士在新加坡师范学院任职，后在新加坡教育部从事中文教育培训工作。: i# Q8 z$ T; e

　　1963年新加坡建国后，作为新加坡知名学者，她积极倡导英语、华语双语教学，推进双语教学，提倡简化字，主张使用母语，主张普通话作为汉语标准语。她帮助政府制定政策，编写教材，建立汉语教学培训中心，到中心受训的包括大学教授和教育部官员。她被称为双语教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她家客厅的一个柜上，摆放着她分别与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总理吴作栋、副总理吴庆炎、内政部长黄根成的合影。

一件极其珍贵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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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伍玉玲女士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块雕刻精美的木匾引起了我们注意。居中上方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像，用象牙雕刻而成；两侧分别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下方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落款处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三月十四日祯签”。

　　伍玉玲女士为我们揭开了这块木匾的极其不同寻常来历。原来这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于1926年赠送给伍连德博士的，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巨大，地位之突出，与孙家交往之深厚。年轻的伍连德博士在当时名声大噪，缘于他在上世纪初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R7 d/ v7 x5 t0 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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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博士是现代中国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史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r+ A' T. G8 `% t. V

　　他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后回马来西亚行医。1907年应施肇基之邀来中国，被袁世凯聘任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 1910年12月18日，刚刚卸任哈尔滨道台、到外务部任职的右丞施肇基向伍连德通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北发生大疫，吉林、黑龙江已死亡3万余人，并有迅速向关内、国外蔓延之势，情况万分危急。经施肇基力荐，清政府钦命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防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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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以一位科学家的认真精神，解剖尸体，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菌，首次认定造成大批人死亡的罪魁祸首是鼠疫。他采取加强防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焚化尸体、建立医疗机构收容病人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创造了扑灭鼠疫的人间奇迹。% G2 L) }$ ~) @% X# |) S! N# o( _

　　在他辉煌的人生历程中，他又协助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了一系列卫生防疫事业，收回了海港检疫权，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参与中华医学会的创建，在中国创建了多家现代医院，业绩斐然。伍连德得到宋庆龄等知名人士的尊敬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937年春节将至，一派迎新景象。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本轰炸机将邻近上海市政府的伍连德新居炸毁，所幸家人无恙。伍连德参加会议归来，看到国已破、家被毁，特别是他的大量书籍、资料毁于一旦，他痛心疾首，愤然决定离开上海，离开他奋斗了近30年的中国，返回故土——马来亚。至此，他叱咤风云的人生舞台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 C+ E, A+ H6 P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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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装祯精美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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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伍玉玲女士捧出的一叠影集中，仅有一本是私家照。伍女士微笑着向我们介绍，“这本影集是父亲给‘北京妈’（伍连德博士第一任夫人黄淑琼）拍的，而且由爸爸亲自装祯，他们在北京的好多名胜地照了照片，选了这么多漂亮的建筑，这么好的角度，爸爸拍这些照片好辛苦啊！”

　　翻开影集，共有照片230余幅，几乎全部是伍连德博士夫人黄淑琼女士的，伍连德博士或孩子陪伴的。站姿、坐姿、正面、侧身、各式各样，反映了伍连德博士对夫人的喜爱与敬重。% }3 t& }8 F8 k1 g9 v. u

　　黄女士面容俊美、举止文雅，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精通中文和英文。对伍连德的事业，她倾注了全部的关注和支持，在北京的社交圈非常受欢迎，与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都恰到好处。伍连德博士常年在哈尔滨，处理北京各方面事均由黄淑琼出面。她常随伍连德出访、出游，接待客人，洽谈事宜，成了伍连德的好帮手。: f, X' E# |+ n. ?2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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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着一张设计精美的藏书票，伍玉玲女士笑着说：“这一定是‘北京妈’替他设计的，这图案多优美啊，显然是出自女人的巧手。”2 @' j5 I1 D" L2 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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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前的伍连德藏书票非常精美，书票中央是一枚方形印章，上下方对称的是玫瑰花和花蕾图案及伍连德书桉的英文译名。

　　黄淑琼的父亲黄乃裳是福建著名侨领，倡导变法维新，成为新派著名人物，与康有为、梁启超同被列入黑名单。变法失败后，黄乃裳赴南洋，在新加坡与孙中山订交，确定沙捞月诗为垦殖基地，召集福建同乡建设新福建。2 g( W  e( u% B, H  m

　　家庭背景和教养，使她对时局有着准确的判断力。1928年，蒋介石邀伍连德博士出任军医司司长，并承诺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卫生部。伍连德博士心存疑虑。其时，黄淑琼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民主革命道路，成为新军阀产生了警觉和反感。伍连德博士听取夫人意见，毅然辞去了军医司司长职务，不久即发生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使伍连德博士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伍连德博士几次关键时刻避开祸端，婉拒到政府为官，都是听了夫人的提醒，难得伍连德博士对她倚重有加。) n- `) i$ A; w, f0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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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伍连德博士个人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黄淑琼幼年患肺结核，由于劳累，在北京病逝。伍连德博士与黄端淑所生三个儿子，次子、幼子先后夭折。1 A8 b; D0 D( n: M4 r6 N5 t2 v;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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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伍连德博士在东北再度成家，夫人李淑贞祖籍广东，生长在东北吉林，一直跟随他奔波，为其育有五个子女。其中长女伍玉玲女士，自身事业有成，长期致力于伍连德博士业绩的弘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夫人李淑贞对伍连德博士事业的最大贡献。1 C% V3 ]) E" }5 x+ a; V.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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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中，伍玉玲女士主动提出，邀请我们到她的卧室参观。她笑着说，参观她的卧室和所要展示的物品，对外人是个“破例”，是她对哈尔滨老乡的特殊“礼物”，她要在这里请我们观赏一件东西，说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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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头左上方，一幅人物油画格外抢眼，高有一尺二，宽有八寸，由精美的镜框镶嵌，看得出主人对它的珍爱。油画肖像是一位年轻女性，这就是伍玉玲女士年轻时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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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年迈的伍连德思女心切，郑重地向伍玉玲提出，希望女儿、女婿回归马来亚。还表达了两个心愿：一是希望他们回来定居，二是希望他们为他生个外孙或外孙女。

　　1953年，伍玉玲夫妇回到父母身边。并且有了一个女儿。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伍连德十分欣喜。这时的伍连德在马来亚怡保市开诊所，他早年与陈有仁相识，后结识了陈有仁夫人张荔英女士，张荔英的父亲张静江早年与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张荔英喜欢南洋的气候和色彩，嫁给陈有仁后，在南洋美院教授英语和美术，因此常去怡保探望伍连德。伍连德正为女儿归来而高兴，就请张荔英为女儿画一幅肖像油画。伍玉玲把这幅油画作为特殊的纪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她所珍藏。这幅由父亲请人、身着母亲订制旗袍的肖像画，无疑凝结了父母对她深深的爱。伍玉玲轻松、向往地对我们坦露：自己的一生，幸福而完美，一旦走完这人生，她就能永远地和父母在一起了。) x" b/ \) W# ?$ J2 Q: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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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引起轰动的大型画册- c! F3 v0 Y  |, [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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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是一个注重积累资料，珍重历史的人，他一生拍下了大量的照片，而且他还亲自为每一张照片的日期和地点、事件作了记载，有时他直接用英文打字机把内容打印到照片上，为后人研究近代医学史、研究他本人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3 S* q5 M2 W& N! n

　　为了弘扬伍连德博士的事业，伍玉玲收集了大量资料，做了不懈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支持。1995年，一部由伍玉玲女士主持编印的英文版《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大型画册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订购珍藏，也引发了更多国家、更多机构、更多人士研究伍连德博士，纪念伍连德博士。画册共185页，收入珍贵照片310幅，其中213幅为伍连德博士在中国防疫、检疫、办医院等活动的写照，展示了伍连德博士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一生，形象地概括出伍连德博士对中国医学作出的突出贡献，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为世人扣开了通往伍连德博士辉煌历程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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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精美画册的最后一页，印有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在1924年5月所题的极不寻常的赞誉“科学输入，垂五十年，中国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唯伍星联（连德）博士一人而已！”对伍连德博士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与总结。* {5 V. ?% ~. t( s; K; j: i

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4 }2 b' F* E3 F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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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伍玉玲女士的收藏中，有伍连德博士1950年开始撰写、1959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原版《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 f- s( s& a5 c0 H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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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博士一生醉心医学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尤以著书、藏书为多，为后来研究历史，研究医学留下了难得的财富。如今一部分资料毁于战乱，一部分被捐赠，一部分由子女保存。

　　伍连德博士学术造诣博大精深，成就非凡。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专著多部，论及公共卫生、传染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医医学、医学史、社会医学、健康教育等领域。其所著的《论鼠疫》、《中国医史》、《鼠疫概论》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著，至今仍为国际同行引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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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博士所经历过的地方都留有他的遗物，一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都珍藏他的书籍和资料。1957年，伍连德博士将收集的二千多卷有关中国、印度和欧洲科学、艺术、历史书籍捐献给南洋大学（今新加坡国立大学）；将自己的论文和鼠疫资料捐献给香港大学；将一批珍贵收藏捐献给新加坡马来亚大学。还有一批图、标本、名画、古物也无偿地捐赠给学校或博物馆。伍连德博士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还是他的精神遗产，核心是他的爱国精神。0 ?) O; ?! ]" E1 y' R

　　1931年，时任华盛顿军医图书馆馆长助理的嘉里逊出版了《医学史》一书。这是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成为权威课本和重要参考书。伍连德博士看到这部著作，发现其中介绍中国医学的内容竟不到一页，而且多有贬低，马上写信给嘉里逊提出质疑：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和医学史，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记述。对方回复说，他找不到关于中国医学史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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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由此决定要向世界推介中国医学。他与医学史家王吉民耗时16年，完成了工程浩大的英文版《中国医史》，展示了中国医学的辉煌成就，扬了中国国威，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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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医学会大会上，作为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博士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建议，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用中文发言。会场为之震动。- i. R+ Q& t; ]1 N8 |2 P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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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博士常讲：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在给中国做事。伍连德博士最喜欢穿他在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服。这件博士服遗失后，他又做了一件，他在新加坡大学出席开学典礼时穿的就是这件。他要让世人知道，他有剑桥博士资格，中国人有资格站在科学前沿。伍连德博士的言行里，透着中华民族那种骨气：中国人不比别人差，中国人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人能够站在科学发展的巅峰和前沿，中国人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生最大的心愿

　　伍玉玲女士期待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早日建成，郑重地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批珍贵的图书、文物捐献给“黑龙江伍连德经念馆”。- [4 b( R4 @- I9 j0 Z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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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弥足珍贵的史料：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影印件，宣统三年四月出版；3 Q) }4 l+ D" X- b: L0 k* u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资料》（上下）成于宣统三年；
对联两幅，贺杖四幅；
《共戴薪传——星老留念》一册，由上海海港检疫局同仁书写的纪念册；. b4 T3 j4 W% _;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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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代其弟弟捐赠了五枚勋章和纪念章：

　　1. 宝光嘉禾勋章一枚，清政府表彰他扑灭鼠疫的功绩' Y7 U1 h5 q5 }& M4 {/ P& t2 @
　　2. 金质纪念章一枚，充分肯定伍连德及其侄子伍长耀在第九次远东热带医学会议上作的突出贡献4 z7 Q. w" m3 U6 D" i
　　3. 金质纪念章一枚，在云南考察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敬赠
　　4. 纪念章一枚，槟城大英义学100周年校庆，祝贺其防疫成功，学校赠送；
　　5. 达令奖章一枚，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表彰其在疟疾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0 [5 J/ q6 r- ~& O1 W7 y% _3 Z

　　伍玉玲女士说，伍连德一生荣获了几十枚勋章、纪念章，其中11枚最为珍贵，多数已经散失。这5枚奖章和纪念章概括地反映了伍连德各个阶段的历史和突出业绩。

　　历史没有忘记伍连德，有识之士没有忘记伍连德，有的撰写他的传记，有的发表纪念他的文章。今年6月，在哈医大伍连德博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举行的捐赠仪式上，80高龄的哈医大校友贾淑华教授郑重地将一部德文版文集捐献给纪念馆。贾淑华的父亲曾任哈医大一院院长，该书的作者是他的德文老师。鼠疫流行时，作者作为在东北铁路任职的德国医官，在哈尔滨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并配以生动的小故事。贾家两代人将此书传承了70余年，终于使这部书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Y: j- {$ R% `3 @# u

　　纪念伍连德博士不应是伍玉玲个人的愿望，不应仅仅作为一段历史记住。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面临严峻挑战和风险，纪念伍连德博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纪念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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