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4 | B( F5 a' w) F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读书》这十一年来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讨论，并没有切中时弊，甚至和中国现实发生了错位，一些理论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并且，“自由主义”还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何《读书》的主要作者都是“新左派” ，而之前广受读者喜爱的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的声音则在《读书》上消失？ % ]$ s+ |1 C1 M0 B , @: @3 \: Z6 z3 \. [9 l. x 沈昌文' b O7 |% f4 E5 }
8 W! ^; O k( e8 f: o% k 普及精英文化 9 @5 q0 |9 }. r" f4 y( U2 C: @, C: ^: Z) O
沈昌文，人称“沈公”，从事出版50年。沈公虽已76岁，却每天背个双肩包，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泡在咖啡馆，三更半夜在网上潜水，浏览名人博客。1980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开始参与编辑《读书》。1986年，成为《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96年退休。 ! H! ~# [% i) |( L' Q6 K' D3 ]6 T c& m: L
对于吵得沸沸扬扬的《读书》风波，沈昌文不置可否。“听说我还被卷进去了，我早退休了，现在的事儿我都不管。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我们就聊聊以前的事。”% z G4 t( S/ B" a
' Z3 K" [7 w' l. L% } 为什么《读书》在诞生之后能迅速成为一面旗帜，成为知识界的风向标？* e! z. G+ ]$ V8 B; y$ g
7 z% h) Q2 O# D/ N, P7 C 首先，《读书》出现的时机非常合适。《读书》在1978年底开始策划和筹备，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开过。当时的主编和策划陈原、策划陈翰伯他们把它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对于寻求“思想解放”的氛围来说，非常及时和必要。从建国以后到文革，很多书籍都是禁止的。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读书》的出现则显得意义非凡。这可谓是天时。 ( ^! K6 g" h* ] ; T+ y+ v5 H1 G1 R( A 《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的主编、策划和出版团队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出版家，陈原先生、陈翰伯先生、范用先生、史枚先生，他们早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办刊经历了，精于出版事业，他们为《读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应该是人和。/ Y q6 O1 U' @& U% o2 e
: J3 |' N7 e1 C: }- ]# ^/ l8 @" Q 在知识界，有人认为《读书》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即“读书文体”，您怎么看《读书》的文章风格？ ! g# q. A4 R1 p' M" P; c- {3 H7 k/ O1 c( W
《读书》的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风格。既具有思想性，但又不晦涩难懂，而是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这需要作者具有很强的写作功力。比如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就是“厚积薄发”的典范。金先生是个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是他写的文章却是深入浅出，容易阅读。 + g5 j4 X5 }, M 9 f8 G+ Y6 Z; I% }* N 当年，您提出《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可供他们“卧读”，特别强调文章的可读性，为什么？ % f: B& L. F: V2 V6 A# g. x3 H- U8 Q: ~% p" q& t% U
事实上，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在《读书》创办之时，陈原、陈翰伯他们就已经强调《读书》文章的“可读性”了，我不过是延续了这种风格。他们都是老一辈的出版家，对于出版业非常有经验，清楚可读性对于一本刊物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早已确立了《读书》的定位，它不是一本学术刊物，而是思想评论刊物，而当时的一些老学者、老知识分子也特别认同文章的可读性。吕叔湘就曾经说过，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 “一般读者 ”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读书》不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它面对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知识分子。比如说“人的太阳必将升起”这样的标题，用的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而《读书》不会用“论人道主义”这样学术化的语言。 # H# b$ a I6 `% b+ [ W( N3 r. d
[ 本帖最后由 日月光 于 2007-8-3 09:30 编辑 ]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8-3 08:28
《读书》的读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分大中小不同层次，《读书》的目标读者是哪个层次的知识分子？ - }+ k6 R! Z" o3 E4 b9 N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应该是中层知识分子，但结果我们却发现除了一些中层和高层知识分子在看《读书》外，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也在看。我们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当时，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收发室直接把信件拿走看。其中有西部县城中学老师寄来的信，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事实上，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读书》起到一种桥梁作用，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把精英文化介绍给普通的知识分子。就像余秋雨、于丹所起的作用一样，把精英文化普及化，我很欣赏他们。2 [2 A( C, T6 L# L) v, k5 p- l3 b2 R
离开《读书》后，您还阅读这本杂志吗？ 1 T R/ K- T+ T/ V 不怎么阅读了，因为我现在热衷在网上“潜水”，在饭馆研究餐饮，在咖啡馆闲聊，在旧书店寻找廉价书刊，外加身体也不好，严肃的东西实在看不过来了。; T7 p) }3 y! W
您怎么评价您离开之后的《读书》？/ v1 O+ w) h; z1 l2 {
我已经离开《读书》很多年了，和《读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也基本退出了出版业，只是偶尔还帮忙介绍一些台湾书籍在大陆出版而已。所以，我无法做评价。4 Z# k, ?5 ~( Q: G! a, R
陈四益, @( c7 u9 M0 w0 m D5 h
在60前和80后2 Q; t/ e4 z9 P+ H6 k o
中间沟通思想 6 `2 q1 y2 t2 \/ U0 u4 G1 c+ T 除期期为《读书》画漫画的丁聪之外，陈四益应该是这本杂志最稳固的作者之一。陈四益在1981年开始看《读书》，1989年，他成了《读书》的作者——丁聪画漫画，陈四益配文。此后翻开每一期杂志，都能看到他们珠联璧合的杰作。1996年，沈昌文退休，离开《读书》，汪晖和黄平接替主编之位，《读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但是陈四益与丁聪合作的“诗画话”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沈昌文任主编时起，这个专栏除了原先放在封三，后来换到封二外，没有任何变化。”2 007年3月，九十高龄的丁聪引退，陈四益又同黄永厚合作，继续在《读书》的封二开谈“画说”与“说画”。3 V" p% h, S/ i. o6 L% H0 c
这次《读书》换帅，引起的风波不小。 - }3 r5 _2 @6 Y8 H# e0 h2 m6 h 一本刊物的主编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了。我看还是不要动不动就弄成什么“派别之争” 。文革时期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了，思维方式也不容易改变。不同的主编办刊物，当然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可以争论、讨论，但不要非加上“左”呀、“右”呀什么的。《读书》换不换主编，说到底，是三联书店领导层考虑的事情。 ) o3 a$ K( S+ i! i3 B9 ?. G. Y5 b7 A 您在《读书》经历了两任主编，对于《读书》的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Q t1 F5 w% ~5 j) T6 \! d: j: F
我只是作者，和主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两个时期，我和丁聪合作的版面一直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两个时期，我和《读书》都合作得挺愉快。7 D; o' z! I6 P( ?$ M" `4 j
沈昌文是一门心思编杂志，虽然文章写得很洒脱，但心无旁骛。他总是注意联络老作者、发现新作者，所以手里作者资源特别丰富，人缘也好，这对于编好《读书》这样一本杂志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那时经常举办的“读者服务日”，就搞得很有气氛、很活跃。汪晖是学者，学者的学养、工作习惯、文字偏好，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风格。后来的文章太学术化，有些文字过于艰涩难懂，恐怕同主编的喜好多少有点关系。 _) l, U/ A0 l/ @1 [ 对于文章的学术化和难懂，您给杂志提过意见吗？/ j% Z1 C. W8 `2 v8 x
也跟编辑提过。我个人喜欢清新简易的文风，可能是受五四时期学者文章的影响。那时的文章，即使是在介绍海外玄奥的理论，也还说的是“中国话”，因为作者是经过消化之后才讲述出来的，比较易懂。后来《读书》上的一些文章，感觉好像没有经过消化就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术语搬过来了。范用说看不懂，沈昌文也说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当然，只是一部分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不只是《读书》上才有。几个老头儿说看不懂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否认可。0 J P$ O$ N( d7 f
您觉得《读书》这些年的定位有发生变化吗？' V |+ Z4 X9 d5 q
他们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内容、风格有变，读者自然也会有变，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l6 N8 S3 G; {- d2 h# s% z* a
这些年来，《读书》的订阅量是在下降吗？ ; Y3 N a6 w! l. P! d6 w3 F 我一直弄不清楚，问过，但人家未必讲真话，所以后来也就不问了。你知道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在今天的中国，也算是商业机密，是个敏感的问题。前一阵好像说过订数下降，但是后来又说是上升。搞不清的事就让它糊涂些也好。7 w; [7 I: N: f. [
一些人怀念80年代的《读书》。9 a& I5 [; Q5 s+ n* ^) N# P; m
《读书》不可能回到哪一个时段去。80年代有那时的环境。那时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现在这一代未必感兴趣。譬如我这样岁数的人，也就是80年代《读书》的读者，经历了那么多的折腾，深知如何不再折腾是中国的要务。所以对那些造成反复折腾的理论、体制、思维习惯，一直不肯放过。但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人，就觉得，何必老是唠叨这些陈年旧账呢？所以，怎么在60前和80后中间沟通思想，实在比空谈回到什么时段重要得多。7 k, K3 f! D$ H1 z1 D& ~* s w2 X
那您认为《读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 h! a8 r5 G Q( U; H& n3 Z
要搞清楚是办给谁看的。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办给学者看，就是学者，也不能只是办给老的或年轻的看。读者范围要更广，文章不要艰涩难读。《读书》毕竟是供各种读者工作之余、研究之暇看的一本刊物。要找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需要，办得丰富一些、活泼一些，也深入浅出一些。& P# B* `# k; U
《读书》应在哪些方面求变呢？; X8 ^! g ?2 c$ M$ L2 [
现在杂志刊物有很多，读书类的也不少，比如《书屋》、《书城》、《万象》、《博览群书》。《读书》要办出个性和特色，事非容易。不要一下子期望过高，给编者一些时间，让他们试一试。过去《读书》的长处，不管是1996年前的还是1997后的，都要承继。承先才能启后。 2 H, @2 [" k4 b7 ]& T9 q6 n 徐友渔4 _/ `" ?( P$ E. K4 X
这十年，它 0 {% ^( @' ^. Q, ^# Z& ?7 b 没有切中时弊/ R* s, a; f3 B* f4 V- l
出生于1947年的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执着于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等。他曾是《读书》杂志的读者兼作者。1 t6 H0 z8 R4 n/ }: o8 e4 t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读书》？为《读书》写文章多吗？* L. g: g( [8 `: T6 v
我从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看《读书》的，后来又出国了，有好几年没看。为《读书》写文章那也是后来的事情，写得也很少，像朱学勤、雷颐他们以前写得多。最近8年都没在《读书》发文章了。7 K0 \2 I, W9 A+ o$ E
《读书》缘何能一创刊就广受知识分子欢迎呢？ * G, B2 O0 n9 P0 O: i+ B. E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阶段，大家都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读书》的出现符合当时的思想潮流，自然很受欢迎。/ z2 T" d( {0 e* W' I B' ?$ L
有一种说法是，80年代的文化热成就了《读书》，您怎么看？ - r! M/ N' i2 M; g 80年代的《读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在趋势上是一致的，《读书》肯定受到了文化热的有利影响。但是《读书》热不同于文化热，把《读书》在80年代的成就归功于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不正确的。《读书》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具体的东西包含在内，比如它的话题、文体、风格。而且80年代的《读书》并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把人们一直想说、又压抑得很久的话痛快地说了出来，尖锐、泼辣又具有生动性，所以它在知识界的中心，人气很旺。2 ^2 k: Y9 o! u3 g3 J& t
有评论说，80年代的《读书》比较重文学性，而缺少对现实的关注？ 1 a/ f9 |* b6 A# \1 n" ]- P 80年代的思想界是常谈一些抽象的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讲一些“大道理”；但并不是说，这就不现实了，事实上，这是当时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经历过长时间的思想压制之后，那些“大道理”的启蒙显得非常重要，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 n; B( s4 ~& }) u1 W 您怎么看这十年《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 K+ M: n. X5 D. j2 ]+ S9 q
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很多文章是关于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讨论研究的，但是这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不是有错位的地方？中国主要是应该追求和建设现代化，还是应该批判、否定现代化？他们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另外，“新左派”对西方理论的照搬，也让人怀疑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其实这些年的《读书》对中国最尖锐的问题是回避的，没有切中时弊，批判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些理论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我倒是认为90年代后期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对现实问题更具批判性。 7 }' j B, d3 a 这十年的《读书》似乎争议很大，其中听到比较多的是《读书》学术化、不好读。+ o9 ]2 u, j9 f$ H" P
有人对《读书》的学术性强、文章不好懂提出质疑，我个人对学术性、理论性的文章不反感，这是个人阅读喜好问题。不过，作为一本公共刊物，如果很多人认为“不好懂”、“学术化”，那《读书》是应该注意的。 4 a' t5 j" I2 p b 这些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d& q! Q/ u2 |0 ~1 N
最近十年《读书》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之前的“兼容并包”精神。《读书》早期的文章，不是统一成一种声音，它容许了多种声音的存在，有时也会登一些读上去很讨厌的文章的，都不要紧，这就是《读书》的兼容并包。但后来的《读书》丧失了这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是极大的退步。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对此进行辩解，说什么作者名单扩大了。但是为什么后来曾经广受喜爱的一些作者却从《读书》上消失了呢？比如李慎之、朱学勤、资中筠等人。4 v9 y" Y, G# d7 i
您认为之后的《读书》应该怎么调整？4 Z7 A& Q, J6 B% {. [( T+ V- Y$ j
《读书》应该探讨思想性的、严肃的问题，注重品位的高雅，为知识界内部的大众服务。/ Y e* m5 O1 ~ h0 Z
刘苏里5 r: z2 G1 S' X' N7 ^
与《读书》 ; M3 r( g& z b: B9 l; n 一起成长为公民8 v2 B G3 i+ d- v
《读书》创刊那年，19岁的刘苏里从黑龙江的一个边疆小镇来到北京上大学。从第一期《读书》开始，他就是忠实的读者。“当时，还年轻，什么都不懂，看起《读书》如饥似渴，从头到尾，连那些边角缝、补白的文字也不会错过。” ]) e6 |5 k& \4 z/ D! x( M2 Q
刘苏里学的虽然是国际共运史专业，但却对文学情有独衷，看《读书》的同时，也一直在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而《读书》上黎澍、唐振常、金克木、陈原、王蒙、冯亦代、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李泽厚、梁治平、甘阳、刘小枫、苏国勋、汪丁丁、陈平原、李零等人的文章，都是刘苏里的所爱。1 {. r8 g6 o; C6 m0 u; k6 y) M
从创刊号开始，刘苏里期期阅读《读书》。《读书》所提出和推动的新思潮在他的脑中依然记忆鲜明，说起来如数家珍。“80年代中期关于‘宪政’的讨论，刘军宁、汪丁丁等学者写了不少文章；1989年，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发起了关于‘五四’的讨论；1994年、1995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都是社会转型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96年关于文革的讨论。《读书》始终站在问题和思想的前沿，说出了你想说却没想明白，或没想透彻的一些东西。” 0 a3 [) h6 Y* z( h- ` 长期阅读《读书》，并从《读书》那得到启蒙的刘苏里对《读书》充满了景仰。“那时，我就觉得《读书》编辑部很神秘，也很遥远，虽然它就在北京。但那时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找到谁了，我也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大胆。所以虽然看了《读书》十几年了，但也从来没想过去拜访编辑部，它对我而言始终有一种神秘感。” H$ A9 w# ~8 }+ M6 w- _$ P8 P
直到1993年，刘苏里才闯入了那个神秘的《读书》世界。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的万圣书园在北京开业。而一向爱书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来到了万圣书园，编者和读者在此相遇。那年冬天，刘苏里拜访了《读书》编辑部。“我从没有想到是那样一间小屋子，很破旧，堆满了书，好像都没处落脚似的。”很快，他和编辑们熟悉起来，“一起喝咖啡、吃红烧肉后，就跟朋友一样了，开始神侃”。 ) S5 g) H9 [% c$ b7 ~2 e" m# e. F “长久以来，我看《读书》不是因其文本和文字有多美，通常是带着问题去看，《读书》总是能提供一些新思潮、新理论、新概念，以及新的解释框架。可以说它一直伴随着我的心智成长。我们15岁时心智需要成长，45岁时心智也仍然需要成长。”后来，刘苏里这样来总结《读书》对自己的影响：“它影响我从非公民成长为公民。《读书》对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贡献。” a9 y/ q! C8 P4 I E/ i2 T 直到现在，刘苏里仍然每期都买《读书》，但是1999年之后，他却不再细读了。“最近这八年来，我基本上就是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作者，有感兴趣的或有欣赏的作者才细读，比如李零、刘小枫等人的文章。甘阳好玩，我也爱看他如何吹牛。偶尔有我朋友的文章，无论倾向，我都读，比如汀阳的。”在刘苏里看来，这种阅读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读书》自身的原因，也有自身成长的因素，还与社会更开放、信息更丰富有关。 3 T+ ]9 T0 F+ X' r0 k 在2005年时，万圣书园与万科北京公司曾举办一场“启蒙时代的《读书》”的活动，李洪林、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王蒙、冯亦代、赵一凡等人为《读书》所写的文章手稿被展出，还请来了赵一凡、陈平原、资中筠、陈乐民、刘德海等《读书》作者、读者开座谈会。那是一个自发的民间活动，也是那些年为数稀少的、关于《读书》的活动。刘苏里对《读书》的感情可见一斑。 4 m9 q0 l( Y& w/ G 对于《读书》风波的“派系之争”，刘苏里这样评价：“我并不否认一份杂志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谁见过没有立场的杂志？具体到《读书》，那我要问1996年之前《读书》的立场是什么？它有着怎样兼容并包的传统？后来坚持这一传统了么？《读书》不是1996年才诞生的，之前它已有17年的优良传统，它是难得的知识界与知识大众交流的公共平台、是社会公器，它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流派的同人刊物、不代表任何一派，只要言之成理，左中右老中青都可以发言。李陀、陈燕谷先生办的以书代刊《视界》这样的‘新左派’刊物，没有人指责它的立场和倾向，因为它从诞生起就是‘新左派’刊物，是学术刊物，面对的也不是知识大众。汪晖先生也参与创办过一份跨国刊物，名字我忘了，新左派立场，人们也不会对它说三道四。但《读书》就不同啦，《读书》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关切和立场，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调整，是不是也应该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呢？” J3 v" z) T( k4 V
“以后的《读书》，应该对前28年的传统做一总结，不仅要总结前17年，最近11年也要做总结，这11年也有它的传统，也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方面。《读书》要永远摈弃门户之见，在继承其传统价值立场和问题关切基础上寻求与时代共呼吸的节奏。”刘苏里说。 ( M+ S! [- F! |6 G1 h. D3 T9 S5 M 王晓渔 7 v4 k: U! P$ M [. Q 恢复《读书》的 / o6 f4 g6 T7 f 公共性 ( V# x6 b/ F+ W% T 《读书》创刊时，王晓渔才刚刚出生不久。对于《读书》来说，他应该算是第二代年轻读者。在上大学之前，出生于安徽城镇的王晓渔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而1995年上大学后，却总是听到历史、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本杂志。于是他跑到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读书》，开始了与《读书》的缘分，那是1995年第十期的《读书》。“我当时从到尾都看了，当时才刚上大学，看不太懂，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天，一知半解。”后来重新再回看那期杂志，王晓渔才发现，其中有好几篇文章影响很大，比如李零的《汉奸发生学》、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6 \! z+ Q0 c z
从1996年起，王晓渔开始固定购买《读书》。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王晓渔把《读书》当作成专业之外的知识和信息来源，对历史的、哲学的、思想的、社会学的文章非常关注。“我还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可以说，我当时的很多社科哲学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读书》，它是一种思想中介。它的文章和话题往往都具有前瞻性，它把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介绍给你，引导你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感觉它总是在你前面引领你。而且，你从《读书》那就能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和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 g: n; i3 q* T( H
此后几年，王晓渔阅读《读书》的习惯从通读转变为看目录重点阅读，到了2000年之后，他基本只是在书店翻翻而已，几乎不再阅读了。“后来，我发现再也无法从《读书》那了解到相对完整的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了，这份地图变得残缺不全、派别倾向明显。对于整本杂志来说，常常陷入逻辑简单重复的境地，这不是指单篇文章，而是感觉大多文章都是在互相印证，逻辑重复，失去了多样性。”/ i: e7 Y7 `% j- N+ a
“也许这些年《读书》的发行量真的没有下降，但是发行量不等同于影响力，我感觉《读书》的影响力却是在下降的。以前围绕《读书》文章所展开的讨论经常发生；但后来，《读书》在知识分子之中不再那么举足轻重了，不再是随便闲逛的茶馆，而是某户人家的客厅——闲人莫入。然而出于品牌的惯性，人们仍然对它保持关注。”4 k" I6 D- \, h3 h A/ ?2 y
对于换帅之后的《读书》，王晓渔保留了一份期待，打算从8月起重新购买《读书》。“换帅之后的《读书》，最重要的是恢复公共性地位，重建可供公共讨论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