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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田纪云公开撰文赞扬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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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7-13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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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公开撰文赞扬赵紫阳
《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七期发表了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其中对因六四事件而被废黜的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作了正面描述,称赞赵紫阳在担任总理时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虽然《炎黄春秋》向以敢发表言论大胆的文章出名,但如此正面报道赵紫阳,还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内地传媒所仅见。这是否意味覑以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赵紫阳的历史功过评价问题上再次出现松动,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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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文章能够发表,与田纪云的身分不无关系。毕竟,他曾经是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内,亦以主张改革、言论大胆而甚得好评。此次《炎黄春秋》在发表田纪云文章的同时,还配发了他陪赵紫阳於1985年12月在河南考察工作的照片,更属罕见。这样的文章和照片,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赵紫阳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努力。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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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今讲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推动,只讲邓小平而不提胡耀邦、赵紫阳,甚至不提当时的整个中共领导层,无论如何都是扭曲历史真相。而这样的扭曲愈严重,还原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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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对历史功过自有一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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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正面评价赵紫阳的文章能够发表,实际上是替中共提前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能够以宽容态度对待之,亦可能是考虑到六四事件毕竟已过去了18年,中国现在的国情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让田纪云正面评价赵紫阳的文章发表,适当的松动对那段历史的记录,已经不会引起什揦轰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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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百姓对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历史功过,心中从来就自有一本帐,只要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治国方略上不出大问题,老百姓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上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7-13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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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撰文《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全文
本周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以头条文章的位置刊发了已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所写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在文中罕有地回忆了自己在国务院内度过的十二个春秋,赞扬当年中南海国务院机关节俭、朴素、任人唯贤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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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在文章开篇说,自己十二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自己,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自己涌入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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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书室到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他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他终身难忘。在这里,他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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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1981年至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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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曾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1993年5月当选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1994年11月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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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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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刊,编辑部设在北京,社长为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副社长则包括退休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全国记协《桥》杂志社原副社长吴思等人。吴思任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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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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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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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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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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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却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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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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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它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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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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