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g; ]3 a/ I& e& F! O' E t 中国首先结束战乱，建立明朝，光复了中华文明。但因蒙古冲击而遭到破坏的中华朝贡体系更需要明朝修复。日本作为中华文明圈重要一环，自然受到重视，再加上现实中的倭寇问题，明朝遣使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局仍旧动荡不安。南北两军在各地大打出手。明使居然被血气方刚的南朝怀良亲王斩杀，此后怀良亲王甚至涉嫌胡惟庸叛乱。明太祖一气之下，竟然全面禁止对日贸易，整顿海防，清剿倭寇。 & b7 \1 L+ u0 i2 U+ r3 `5 Q
8 U0 U2 G4 x5 D+ T 1391年，北朝的室町幕府统一日本。为了满足商人阶层对贸易和统治阶层对中国奢侈品的需求，以及借助中国权威巩固自身地位的政治考虑，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恢复了对华贸易，最终与永乐皇帝建立了以朝贡方式进行，且由官方严格控制的限制性的“勘合贸易”，一来可以增加幕府收入，二来防止倭寇浑水摸鱼。勘合贸易实际上并不平等，更有利于日本。明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大喜功的王朝，七下西洋到处散财，亏本赚吆喝就是明证。当时日本贸易团在华衣食住行花销全由明朝负责，部分商品采取日本朝贡，明朝回赠的形式，但回赠品价值往往高出朝贡品很多。日本对华贸易利润巨大，也无怪乎幕府要将贸易权控制在手上了。勘合贸易每逢明朝新帝即位，都要改签一次，一直持续到1547年中断。 4 U6 B/ O% L4 D m3 U
T7 s& v/ D/ y. B$ I# a4 T3 N$ U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倭寇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倭寇入侵自始至终都不是日本的国家行为，而只是由职业海盗、走私商人和日本九州诸侯参与的跨境海盗集团作案。最初的倭寇也只是些打秋风的小角色，宋元时起就活动于朝鲜及中国沿海，及至日本南北朝时期，大批南朝败兵流亡海上，加入海盗，倭寇才开始猖獗起来。这就好比中国解放战争导致国民党败兵逃入缅甸泰国，成为当地社会毒瘤一样，责任都不应该由新政权来承担。事实上，日本当局在清剿倭寇问题上并不含糊，曾捣毁海盗在濑户内海的老巢。倭寇干脆把老巢移至中国岛屿，令陷入内战的日本鞭长莫及。而承平日久的明朝又御敌乏术，最糟糕的是，明朝始终没有认清倭寇祸水实源于海禁政策。以往勘合贸易一开，倭寇活动见少；一旦关闭，复又猖狂。到了后期，倭寇成分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内战加剧，倭寇中的浪人因为有了用武之地而离开，大批的中国走私者填补了空白。中国沿海的一些官吏和商人为利益所驱使，竟然勾结倭寇，甘为内应。实际上，后期倭寇中至少一半是中国人。曾有浙江巡抚朱纨剿倭有功，却因严格执行海禁国策，竟被当地官商联名上书朝廷，被诬下狱冤死。直至起用戚继光和俞大猷，方于1566年平息倭乱。 * t0 h9 B. C9 u& d1 ~4 @6 ` # a5 L( h5 R% r r/ n. h' e8 { 30年后，一场大战在中日间爆发，即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作“文禄，庆长之役”。有人将之归结为丰臣秀吉或日本的野心，窃以为有失精准：当时日本初定，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休养生息。实际上武士阶层普遍反对开战，真正在煽风点火的是曾经资助秀吉统一日本的关西商人，譬如充当侵朝先锋的小西行长就是常年从事对朝贸易的药商出身。从战争动机来看，侵朝战争具有双重属性：武士需要土地，商人需要原料产地和市场。 ' {8 E+ ?* A5 \4 K! J { 3 B: K" H [ |# D# G 战败导致丰臣政权迅速垮台，烂摊子交给了德川家康。战争虽然结束，但引发的仇恨和不信任感难以消除。到了1633年，日本开始闭关锁国，但民间贸易得以维持，幕府的朱印船贸易实际上是变相的勘合贸易。明朝灭亡后，中日交流方才频繁起来。大批明朝遗民东渡日本，偏安的南明小朝廷也希望借日本军力光复河山，多次遣使来日乞派援军。明使居日期间种种昏聩奢靡之举使得日本作出判断：南明是扶不起的阿斗，不足以抗击清军，但还是进行了物资援助。双边关系意外地因为明朝灭亡而升温，交流的深入甚至远盖唐宋。譬如郑成功之母是萨摩藩士田宫之女，南明军队身披倭甲，手执日本火绳枪作战者也大有人在。 # ^" B4 B+ j8 X& h8 [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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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中日贸易额攀升，但日本居于劣势，长年入超，不得不限制贸易。日清关系较前相对平淡，却非常稳定，交通的便利使得文化交流规模空前。清人的考据学风传入，对处于成型期的日本民族性格起到了塑造作用。然而，日本在深层心理上却和清人产生了隔膜。在日本看来，中华文明已经葬送在满人手中，清朝非中华文明正统。类似的情绪并非日本独有，朝鲜也常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是蛮夷。当时，来日的清商经常遭到日本知识分子的奚落和揶揄，焦点不外乎清人的辫子和旗装。虽说平平淡淡总是真，但这份平淡的真诚在19世纪也走到了尽头。- H% M, O& d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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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断裂——师生互换的年代 2 S# b1 _5 k! p3 s3 n% w ) L. a* E/ _8 y, C# G' x$ E$ n 中日关系长期以来的总体简单淡泊，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华朝贡体系的区域背景，但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和中华朝贡体系的瓦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双边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鸦片战争对于日本犹如当头棒喝，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识趣地选择了开国，并推翻了幕府统治，一个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于东洋列岛。打破了旧秩序，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久，年少轻狂的日本转而以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质疑，轻视，最后变成反感。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的出炉，宣告师生情谊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国际视野中，中国和朝鲜已经沦为落后野蛮没出息的“恶邻”。 ( w% O r, I3 a$ a$ N/ Z - q0 w; }8 D; s 对于“恶邻”自然用不着胡萝卜，达尔文法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先是台湾，再是朝鲜，最后，日本终于向昔日恩师挥起了大棒。甲午一战，老师被学生打得满地找牙，割地赔款。马关春帆楼谈判桌前，白发苍苍的李鸿章与年富力强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真实写照。李鸿章一度因为洋务运动被伊藤视为偶像和榜样，但现在不过是个可怜兮兮，行将就木的老朽。 6 s1 M I# s- |% S4 p, D 5 h( H( y$ u: l6 \7 a% R 此后，中日沿袭千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中国被日本远远甩到背后，尽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败摆在眼前，何况还是被学生打败。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任何欧美国家都来得强烈。中国人在愤愤之余，也开始对日本另眼相看：试问，此等小小岛国一经变法就将泱泱中华击败，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于世界民族之林。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丧失了机遇，几年后，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俨然以列强圈内人自居。而日俄战争中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使得中国开始对日本顶礼膜拜起来。 # V/ |- n! v% |
4 K2 N2 y" P+ N O0 K 面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清政权，列强急需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新代理人，种种渗透活动在中国展开。不过，要说到渗透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及交流之深入，日本都堪称第一。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工作到家，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同感更是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中国同属黄种人，从以前的国家体制到文化都很接近。事实上，今非昔比的日本也颇有几分先进带动落后的“大东亚共荣”意识，于是乎，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中日之间展开。 ' \; ?# N7 n/ ^/ M) {1 y6 F6 {$ L1 h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这些留学生被称作“镀银派”，以区别于留学欧美的“镀金派”。镀金派侧重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多投身学术及媒体圈；镀银派则侧重于富国强兵，在政治军事领域多有建树。蒋介石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学校毕业，孙中山早年多活动于东京，身边也有一批“日本友人”，其中除了少数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多数属于政府背景下的雇佣兵，有些人还战死在中国，甚至连孙中山的“中山”之名也源自在日时的化名“中山樵”。说白了，这都是日本官方有意识有计划的“革命输出”而已。 g9 ~' R, X/ R" y#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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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渗透相比，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更为国人所接受。当时的西方书籍多先由日本翻译，再传入中国，所以中国人接受的是日本色彩的西方思想。现行的中国社科类词汇中有70%是日本创造。当一个民族连语言都受到外族影响，那么在思维方式上也难免被引导。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由日本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赵世炎、董必武等都曾东渡扶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当年遣唐使促进日本文明发展一样，这些中国留学生也塑造了20世纪的中国，不管是清朝、民国还是新中国，近代中国兴衰荣辱的背后似乎都闪现着日本的影子。 : Z" w0 k% x$ U7 d, T% 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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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亲密接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巴黎和会上山东省被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主张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资助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并阻碍国民党的北伐。1926年的济南惨案不但惊醒了国人，更把蒋介石推到了英美一边。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野性难驯，与日本冲突日渐尖锐，日本只好自导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结果又导致张学良改旗易帜，倒向南京政府。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 8 V3 X) n9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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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正民主运动以来，日本一直由文官主政，实行政党政治。有心人或许会发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措施相对低调，但被军方视为懦弱消极。1931年九一八事变事实上也是由关东军策划实施，内阁事前并不知情。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军部势力空前高涨，最终引发了1936年二二六兵变，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局，并将整个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强悍好战的军人政权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时也为日后双边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4 `! T$ I+ {; J( B, P2 Y,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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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下，中日关系陷于停摆状态。忙于内战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倒令日本朝野颇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于1952年与日本建交。这固然有美国主导因素在内，但有感于“蒋公宽宏大量”的日本政界在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将台湾政权视为中华正统？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日台也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新中国的重要棋子。 + N% X9 ?, V0 F' Q* p
; O) h% P" m) j9 Y7 P) t0 w3 I 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不得不单独面对强悍好斗的北邻，联手遏制苏联就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日本起初对与中国恢复邦交还犹豫不决，但在尼克松做出榜样后很快与中国缔交，事实上形成了中美日共同遏制苏联的亚洲格局。1972年之后，苏联解体之前的20年时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商品、技术、音乐、影视大量涌入中国，而相对应的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因为中国在缔交时主动放弃国家战争赔款，日本只好改用政府援助的形式对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赔偿，大量的日本援建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上海浦东机场。 ( [+ {5 O; r9 l; M: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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