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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的于丹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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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3-30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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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的于丹太多
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的于丹太多 200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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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认为,中国作家盲目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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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知名汉学专家,参加汉学大会的顾彬显示出对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了如指掌”。这位随时能举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例子,甚至还拿于丹开玩笑的老外认为,中国人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并指出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外文基础,导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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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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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对中国的现代与当代文学有什么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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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我们汉学家,如果不会古代汉语,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了解孔子吧(笑)。中国的于丹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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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学者基本是通过我们国家的“于丹”来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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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常常不能用另外一种语言、从另外一种领域的角度看。中国学者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我们老想救救中国文化。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评论传统文学的时候用“黑暗”一词,如果那么黑暗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喜欢孔子、宋朝的散文、明朝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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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这么说你很喜欢今天的中国诗歌、散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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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我只看了一部分的新诗,翻译了20几个诗人的作品,我对他们评价非常高。我跟中国当代读者和中国当代学者的角度不一样,我是从现代性的角度上来看中国诗歌的。中国学者认为,他们可以不学法语、可以不学西班牙语来了解戴望舒和北岛,这是胡说八道。如果一个学者研究戴,他可以不看戴的法文诗吗?另外,戴模仿或是跟着法国诗人写过诗,如果你不知道戴用中文写的诗是模仿、重写、还是充满了自己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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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者如果搞现代文学,他们应该学外语。鲁迅的中文受到了德文和日文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德文和日文,能了解完全的鲁迅吗?当代中国没有散文、话剧,也没有真正的小说。有一些小说家是不错的。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东西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意义。中国的一些作家在国外很有名,但你认真的看,他们的每一句话,从语法、意义到美学,没办法与欧洲中等的小说家比。我也是作家,我看到中国作家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就觉得他们没法跟我们当地的一些小说家比。冰岛只有5万人,都有人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没有,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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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认为中国作家有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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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目前没有,另外,能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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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获不了诺贝尔,是不是说我们的文学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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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也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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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翻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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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认为一个读外国文学原文的鲁迅,与今天读着中译本成长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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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中国当代作家的基础是一个翻译的基础,是一个假的基础。鲁迅是真的懂德语、英文,你能看到他的基础是原文。如果没有卡夫卡、没有拉美文学,就没有韩少功。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怀疑是,它是不是从一个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抄下来的。这只是怀疑,我希望不是这样。在德国,一个重要的作家一定是一个重要翻译家。可是一般来说,现在中国作家轻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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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经有位作家说,自己搞翻译工作的原因是想通过另外一种语言找自己的语言。如果你把这句与顾城和翟永明联合起来,会吃一惊,顾城和翟永明都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学外语,会破坏自己的母语。”为什么鲁迅不觉得会破坏自己的母语?为什么林语堂、张爱玲不会说类似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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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那你认为文学翻译的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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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翻译文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学者只看翻译文学、不看原文,他们抓不到这个文学的真伪。1949年前的学者是可以看原文的,可以感觉到文学的本质是怎样的。中国现在的学者由于外语水平低,他们感觉不到这个译本中是不是保留原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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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依你看,当前中国文化有什么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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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王家新说的我非常同意,中国作家盲目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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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一千个中国作家,中国作家谁该拿诺贝尔文学奖,一千个中国作家会说自己。你如果在德国,问一千个德国作家,他们会说是别人,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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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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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你开始研究中国之前,中国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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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在我没有遇到李白翻译成英文的一首诗之前,基本上对我来说,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印度对我来说不存在。我不可能研究所有的文化,我要限制自己,把精力集中在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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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突然印度对我有了吸引力,我也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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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中国当前在西方汉学家眼中又是什么形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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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不应该老说什么西方人、中国人。西方包括美国人、日本人吗?我们跟美国人、日本人都不一样。另外,欧洲人之间也有区别。欧洲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就非常少。也可能每个国家会有一两个人。是的,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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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Wolfgang Kubin(顾彬)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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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1966年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于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年至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其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此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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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2002年开始主编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此外,近年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关于“异”的研究》(在北大中文系的系列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02)、《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与刘小枫等人合作,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影子的声音——翻译的艺术与技巧》(慕尼黑, Edition Global, 2001)、《红楼梦研究》(瑞士亚洲研究丛书第34卷,伯尔尼,Peter Lang, 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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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北岛《太阳城札记》(慕尼黑,Hanser, 1991)、杨炼《面具和鳄鱼》(柏林,Aufbau, 1994)、杨炼《大海停止之处》(斯图加特,Edition Solitude, 1996)、《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 1994)、张枣《春秋来信》(艾辛根,Heiderhoff Verlag, 1999)、梁秉均《政治的蔬菜》(柏林,DAAD, 2000)、北岛《战后》(慕尼黑,Hanser, 2001)、翟永明《咖啡馆之歌》(波恩,Weidle Verlag, 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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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起,顾彬再次开始写作,目前已出版三本诗集《新离骚》(波恩,2000),《愚人塔》(波恩,2002)和《影舞者》(波恩,2004), 一本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维也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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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而获得了多种奖项及荣誉教授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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