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过世，他在生前与中国和印度有特殊的缘分，上世纪５０年代，弗里德曼去印度指点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后来弗里德曼又去了中国，为中国经济政策提供指导。因此，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特殊的了解，并对这两大经济体在二十一世纪的角色有他独特的见解。去年，弗里德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那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据《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采访记录，在并不长的采访中，弗里德曼用特别对中国与印度的前景做了特别的论述，这应该是弗里德曼对中印两国的临终遗言。% V0 m; x' z6 h+ \( T. J% X
+ U# D( o7 n; d Q; B/ X4 X- T% D" T《华尔街日报》：“你对中国ＶＳ印度有什么看法？”0 G4 n; N9 y$ Y9 X/ B(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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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当然有。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w/ e& }/ F4 `# G
. S1 H' H3 R, [! J3 q* }# S弗里德曼的上述论点似乎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过去中国与印度是１：１的比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从短期与现状来看，中国有一定的领先。在印度放开经济管制后，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比分就变成了１：２，印度比中国多了一个优势。当然，国家的竞争状态也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比分来打分。并且，弗里德曼的论述并非是比分的简单增加，而是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相融与排斥，这是弗里德曼论点的关键。换言之，在改革的顺序上，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执行，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只对一边进行改革，但最终要看政经体制之间的相互冲突还是相融。作为全球最著名的自由经济学者和倡导者，同时也曾是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顾问，弗里德曼的“冲突”论并非完全出于直觉，而是有他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础，有他多年来的实践的作为例证。 ! Q, h& U; f) u8 U9 H/ J+ p) m' B$ @3 |: p- T) A5 S; E* y
弗里德曼赞扬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就是对邓小平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弗里德曼提出政、经体制的“冲突”，也是对当今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挑战。 % i! C# ]7 B8 D7 x7 R! |, p; w! ^3 {4 `% M, h
邓小平最著名的改革论点无疑是他的“猫论”，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猫论”，有诸多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就是邓小平要把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放到一边，不要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同意这样的解读，但邓小平也可能是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并且，中央集权下更容易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全国上下对市场经济是否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以他的南巡讲话再一次把争论推到一边，从而经济体制才能继续改革、中国的经济才能得以不断的发展。邓小平的“猫论”是一个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的政治体制能推动自由经济的进程；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尤其是在只涉及到释放生产力、与产权关系不大的阶段，自由经济体制与集中政治体制并非有多大的冲突。中国并非需要去管理资本市场，也并非需要去处理产权问题等等，中国原有的福利体系包括公费医疗和教育都还在延续之中，并没有当今这么突出的问题。 5 s) d3 b' g3 p& D% D J3 m9 e" w# d; B# C( I" W) p
邓小平先以“猫论”解决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他又以大力发展沿海的出口加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操作性政策。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并非只是为出口创汇、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出口加工直接将沿海开放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生产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利用已经形成的全球化自由经济系统带动中国经济以及经济体系的改革，那无疑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亮点，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年来一直胜过印度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出口加工业仅仅是处在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但那也是在一个远比国内经济体系效率高得多的环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大多在东南沿海地段。因此，一方面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在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高效的运行，那一部分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由跨国公司管理的供应链所引导，中国需要投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对出口加工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内的其他产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却利用外资贷款和出口加工所获得的外汇大力发展，其中浪费不少，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项目却是在投资回报上有不小的提高，在逐渐的转制之中满足内需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 ; Q5 e% \: T- V5 c4 [ 0 v) C3 }# E Z r! T' e除了“猫论”，邓小平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论点，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预料到打破中国几十年的平均主义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此他先搞出了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形成一种地理和思想上的暂时隔离，并有试验性的意义，也同时给更大规模的改革提供一个缓冲的地带，当时特区的人工资更高并没有对内地的人有多大的刺激。在内地的先富也就是“万元户”的水平，政策性的腐败也都没有那么透明和大胆，加之大众还生活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之下，并对经济改革有向往，也有相当大对政策失误的容忍。不知道邓小平在提出“先让一部分富起来”的时候，是否他已经预见到在短短的十年来，中国的富者可以有数十亿的家产，而穷者却只有几百元的月收入，更失去了从前的国家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 Z8 R. i4 [( }
